是的，上帝没有性别，但传说、启示、福音书是有性别的，犹太王、使徒、先知（女先知只在庆贺的场面出现，她们从不预言什么）都是男性。为了让天国降临尘世，基督教宣讲了一个“处女怀孕”的故事。神意授精的奇迹，即保持处女膜的完好无损，使得政治神学的权力推导，继续沿袭城邦父权制的逻辑。从《旧约》的原罪说（人自我招致的恶果），到《新约》的“处女怀孕”，女人两次被征用，邪恶与圣洁，有一种确定的关于女人的真理吗？这本身就暴露了真理形象一直处于非稳定状态，一次理性穿刺的意外事故，让人得救了。现代版的性别政治问题，依然矛盾重重。霍布斯说：“我全部的激情来自恐惧。”恐惧什么？自然状态下的人人自危，克服恐惧是为了迈向自由，即公民社会。

为什么“人人自危”？那是因为在“原始状态”下，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胳膊最粗、拳头最硬，所以必须把合法暴力委托给一个“主权者”，服从他，尽享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但男人的胳膊永远比女人的胳膊粗，这个怎么解决，霍布斯也没有办法，《利维坦》第30章“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留了个“原始状态”的尾巴。在家庭中，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原始性的服从，丈夫没有必要放弃自然状态下的绝对权力。服从的前提不是“契约—权利”，仅仅因为他是男人。从1790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起，女人们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才割掉了这条“原始状态”的尾巴——当然是法律条文层面的。而文化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则是波伏娃《第二性》所清算的目标，或者说是男人的恐惧激发了女人的恐惧。

波伏娃专门和“是其所是”作对，她勘察了女人一生的处境，这和她是不是女公民没有关系，因为现代政治学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性别的文化政治的隔离策略。一个拥有投票权，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稳定职业的女人，她同时还是女儿、妻子、母亲和情人。在身份辨识中，文化往往更认可后者。这也正是哲学家列维纳斯受女权主义诟病的地方。他的“爱欲现象学”把女人们的这种身份夸张到极致，称之为爱欲关系中的女人。这种伦理尺度上的爱欲关系，把所有女人还原成“安提戈涅”，让他的“他者”与“他异性”理论又落入男权-Logos中心的陷阱中。这是一个男性解构者的宿命。

布卢姆教授的“淑女”正是波伏娃笔下的少女、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和社交中的女人。前者认为，一种抽象的克服男性霸权（控制）的正义观抹除了“男女”之间的浪漫吸引，使得男女关系和一名飞行员与律师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但波伏娃的逻辑却是文化意义上的控制性的男女关系，即使他们同时是飞行员和律师，也依然存在。布卢姆关心的是，“典雅关系”的优先性，即必要条件是女人必须得像女人；波伏娃则注重“自由原则”的优先性，极力摧毁“典雅关系”的男权神话，在经验主义的维度上告诉人们，淑女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们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从文化史来看，“淑女”恰恰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在习俗举止以及性爱模式层面，作为历史上的新兴阶级，他们费尽心机模仿老贵族的做派，以获取尊贵的正当性。而“自由原则”的对立面不是“淑女”，其着力点在于考查权力结构，即一种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制造了某种自我满足的幻觉。

三

这被布卢姆指责为蛮横的“意识改造”，女性主义则称之为“意识觉醒”。所谓意识改造，首先得确定改造前的意识是怎么来的，当然，这个答案很简单，即女人是天生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性别差异。因为你生为女人，所以是女人。正如“我是我”需要《精神现象学》来论证，那么“女人是女人”呢？如果生理决定论成立的话，那么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多神教及母神崇拜时期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