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志身着一件深色毛线衫，领边和袖口处，浅色毛线挑出几道细细的条纹，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衬衣，不对称的领口裁剪，显示着主人不凡的着装品位。浓黑的秀发，安静地簇拥着她秀美的双颊，她21岁，有着21世纪文艺女青年的神态，眼神飘忽忧郁。这位气质脱俗的女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时她正在厦门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作，不惧砍头。6年前，15岁的曾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兵，接受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里，出身官宦之家的男共产党员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内戒严为由，在曾志的床边和衣而眠。讲习所舆论哗然，促成了曾志并不情愿的第一次婚姻。曾志的母亲是女儿坚定的支持者，这位出生在前清、裹着小脚的湖南女人，出面退还了女儿7岁时接收的包办婚姻聘礼，让女儿放心去做她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遥远的北平，有位文艺女青年杨沫，刚刚怀上了教书先生张中行的孩子，她已经厌恶了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正准备和张先生分手。她爱上了一位英俊儒雅的共产党人马建民，她想入党，她认为革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于是她就怀着张中行的孩子，成了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这一年，华中大武汉，容貌出众、口才卓越的中学生范元甄，正在救亡运动的讲台上演讲，给共产党人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明说，这个人应该让她入党，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是党员了。当时，小知识分子范元甄还处在热恋之中，她的爱人就是党内的才子加美男、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李锐。

铭记这些个人生命的场景，是为了返回革命的原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类型学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全部涵盖，从而抹去时代、欲望、品质、天赋、个性等因素在历史中的结构性功能。整体的错误并不能推导出个人的失败。因为只有在个人的维度上，真理才会发生。

如果将一种革命的精神现象学，投射到这三位女性共产主义者身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堪称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于行动。之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身份，是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当她们忘记自己的性别身份，被锤炼成一名忠贞战士的时候，她们已经身为人母。成为母亲的女人，还没有等到历史的裁度，首先迎来的是子女们以母爱匮乏之名，对她们进行的评判；或者来自自身的，以性别名义进行的自我勘察——这在男性革命者那里比较少见，革命后代回忆父亲，大多记录其功绩，较少追讨父爱的缺失。对于女战士来说，做母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曾志在其自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坚定地写道：“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一种圣斗士般强硬的头脑，支撑着生命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思想有多坚定，行动就有多执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女兵，到胡耀邦麾下协助其平反冤假错案的中组部重要成员，半个多世纪，曾志的一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环节。尽管她在自传中偶尔流露出母职疏忽的遗憾，但“更多是一名战士”，如此壮志凌云，被其女儿陶斯亮理解为比“母亲”更多的“精神遗产”。可以看淡家庭，但孩子却无从、无能、无力看淡母爱，这是“身为女人”的伦理困境。作为母亲的杨沫和范元甄，就遭遇了成年子女的倒戈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