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安提戈涅们被现代社会改造成了女公民，但她们依然是安提戈涅。当然，热爱古典悲剧的布卢姆教授，若让他在安提戈涅和麦当娜之间做选择——尽管她们都是抵抗战士——他肯定要安提戈涅，因为前者的抵抗是自然的，后者的抵抗则不自然，破坏了性别差异。古典与现代的冲突，或者现代性的批判，被简化成了一道幼稚的选择题。在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周转不灵，虽然他认为安提戈涅的存在是片面的。在《法哲学原理》的家庭篇，首次提出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黑格尔强调“爱”只能在双方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在黑格尔时代，妻子并没有财产的自由支配权，直到1965年，法律才规定妇女可以在丈夫允许的前提下开设个人账户，这比担保人格尊严，确定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罗马十二铜表法晚了近2000年。当然，按照布卢姆教授的逻辑，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因为女人在历史理性之外，在主体论之外，她们保持一种“淑女”的轮廓就够了。这个有关主体性的难题，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发作了。《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大生产，工人阶级的妻子们被撵进了大工厂，本来应该待在餐桌旁的女人，现在跑到了生产流水线上，这是资产阶级道德的败坏。男工人被剥削，是资本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秘密；而女工人被剥削，则是一个道德问题。一遇到性别问题，激进的马克思和保守的布卢姆教授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相比较而言，黑格尔的性别观是可以忍受的，尽管他封闭的宏大体系让人喘不过气来。

争取主体资格的女人，是不是落入了男权中心的圈套呢？这也正是《第二性》引起质疑的地方。但人们忘记了存在主义的主体是破碎的、二元的，萨特是在强意义上使用“他者”的概念。“选择自我逃避”的女人首先得弄清楚这个自我在什么位置，即存在主义的处境论。这个非稳定的主体，被男权主义者们刻画成令人揪心的“平等”。“平等”并不意味着同样或同质（Homology），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依瑞格瑞（Luce Irigaray）的《此性非一》，就反对扬弃与综合，拒绝同化；《蒂迈欧篇》的子宫—容器—空间说，恰恰是女人可以任意表演的场所。这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对“酒壶”的发挥，但他的“林中路”上，有没有女人，这是一个问题。德里达就认为没有，海德格尔遗忘了女人，所以他遗忘了存在，重返形而上学的迷途。为什么回避女人，这个戴面纱的女人（处女膜隐喻），确实让人恼火，但德里达认为，在尼采那里，尼采的女人“不止一个”，所以尼采没有性别问题。

黑格尔也没有性别问题，如果雌雄同体是合题的话，他已经把“女人”给解决掉了。他哀悼古典战士的消亡，布卢姆痛恨女权战士的诞生，都处于同样的哲学情绪之中。

前现代的安提戈涅坚持“掩埋”自己的哥哥，逼得爱人（国王的儿子）自杀。究竟何为布卢姆教授津津乐道的“自然本性”与“家庭价值”？恰恰是拥护家庭价值的安提戈涅摧毁了“自然的男女关系”。她古典的“女性气质”在两个男人（家庭和城邦）之间，怎么实现，如何实现才是恰当的？除非把“男女关系”等同于“夫妻关系”。

争夺女人和争夺真理类似，在《马刺》这篇演讲稿中，德里达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理的形象和女人的形象参差斑驳，女性解放恰恰是要反复列举真理的伤口，后殖民理论家、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在为《论文字学》所写的译者前言中，称之为松解（undo）文本与重解（redo）文本的过程，让意义主权永久流放。这仅仅是言辞而已，真理的工具箱里装满了工具，正如马克思把男女关系称为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如果文明的进程是对自然的克服，那么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用“自由”替换了“自然”，而自由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一个激动人心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