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亦有扶正的可能性，一个靠超群生存智慧而行事的妾，刷新身份的记载在中国家庭史中大量存在。

妾、妻、母的道德价值晋级制度，反而让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领略到不同的世态景观，而男人从14岁束发而冠开始，他就进入了铁板一块的成人世界。他们的压抑在自己的书房中得到些许的缓解，比如赏风弄月，吟词作赋。妻妾对于男人，享乐还在其次，首先是道德资本的系列产品，这就要求他们在一堆女人之间，在家庭内部继续做一名君子。对于女人则是文化命运使然。这命运并不一定印证了“受害/压迫”话语，但有一点是明晰的，道德原则之于女人，其付出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报，她们依从诚实与智慧，来支配自己的生命行为。诚实与智慧的品质会激发道德更新的能力，在有限的家庭生活空间内部，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她们随身赋形，这些道德幽灵哪怕有时候被摆在了道德祭坛之上——贞节牌坊，但只有她们才深谙“绵延”的深幽的义理。权力是博弈的产物，在承载权力的个体生命现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呈现出的是纤维组织般细密而复杂的结构类型。

中国历史的书写，尽管一直是由男人掌控，但对于女人的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就有女人带兵征战、参加祭祀、负责农业和担任地方长官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母系社会女性风姿的零星描述；《战国策》中则有许多王后、太后的故事：比如秦宣太后，生性不羁、桀骜不驯，常常在议事厅语惊四座。有一次讨论解救韩国的军事问题，在外国使臣面前，她竟然以性爱姿势来比附用兵策略，据史家称：这是有史以来中外第一例女性公然表达性爱快感的记录；《后汉书》中的“列女传”则开创了正史为女人立传的先河……

对偶制婚姻家庭的出现，使得女权旁落，母系社会走向了父系社会，被恩格斯称为女人们所遭遇的“世界意义的失败”。但对于这将近一两千年“失败”过程的全貌，考古学依然束手无策，女人依然并且永远是一个谜。女人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好女人，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本身并没有给出统一而标准的答案。

自由发挥，考验着人们让道德本身成为再生性资源的创造力。作为道德界面的家庭依然存在于文化惯性中，但道德话语的更新步履维艰。传统道德话语几乎被透支，其赖以运作的道德生态已经不复存在，道德符号及其幻觉四处流传。制造“君子”的传统文化机制，被过度阐释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导致了道德符号的灾变。

但并不“君子”的女人们，这幽灵般游荡的文化谜面，依然处在家庭模式的中心地带。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动迁式的巨变，由于人口流动和夫妻家庭的普遍存在，与嫁给道德程序的女前辈们不同的是，不是道德话语而是其幻觉的阴影依然盘桓在家庭生活之中，男人与女人都不自觉地陷入这幻觉之中。城市职业女性遭受着商业型社会和乡土型社会的双重撕裂，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力学平衡，像一道物理试题一样充满困难。

过去道德中心型社会生产的道德形象系列产品，如今已周转不灵。是否做母亲、是否做妻子正在成为一桩私人事件，而不是道德指令与道德交换。在成为现代人的路途中，男人们一方面揣着“妻妾成群”的旧式残梦——这是一种色情转喻的心理幻觉，一方面得回过头面对夫妻型家庭，这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痛苦而又沉重的难题：成为现代人，首先得处理好独立而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没有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型，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社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