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研究中国女性经历了大概这样几个阶段：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士文本；二、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社会史文本；三、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文本。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就是第三个阶段妇女史研究的成果总汇。

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研究，每个阶段都和西方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受当时学术兴奋点和中西方关系变化的触动，妇女史研究刻写着这样一些关键词：中西比较、文化批判、家庭模式、宗族组织、中国革命、现代化、现代性、文化多元、性、性别、权力、身体等。1892年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开设家庭社会学导论课程，奠定了该门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框定了将女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位置，但定位仪的轴心依然是家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理论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尽管对于女性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补充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佳落点依然争论不休，但西方历史学研究者们以其坚韧而笃定的学术态度，克服语言及文化想象的双重障碍，在零星、残缺、杂乱的与妇女相关的史料里，捕捞中国女人的生命气息。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时下汉学热、中国文化热、异国情调以及解放－压迫、文化多元话语的围困。研究者们需要思索如何安静地进入中国女性的历史“内闱”，而不至于成为手持话语武器的鲁莽闯入者。从文化想象到文化描述，从惊心动魄的男权历史到细若游丝的阴性现场，从社会学的统计迷信到中国历史的数字淡漠，从二元思维到混沌体验型思维，这些高难度的跨越都将考验西方学者的学术技能。

阅读女性系列丛书本身，也是一次历险。作为一名中国读者，一个中国女人，历史、文化、尊卑、男人、情欲、身体和技术，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语境、文化前提，是从心里从肉里长出的东西，是困惑、欢乐、痛苦、迷茫交织的布匹。首先，妇女史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将刚性的历史言说转换成“情景真理”，经由这个秘密通道，是要看清个人经验以及个体生命的来龙去脉，将问题意识安放在个人焦虑的精神空间，随后再来打量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既是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也是鲁迅先生的“吃人”说。这看起来既不对立，也不矛盾，因为历史本身正如伊沛霞描述的宋代妇女生活一样，是“流动的、复杂的，谜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