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或者政治共同体

进入历史对话的女人形象，使得性别宰制处于破产的边缘。服从行为的零意志也是意志的一种，会自行解除对抗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制的消失，压制也许会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在命运中得以展开。性别政治是命运的增补物（supplement），为相似的命运描绘出清晰的轮廓。《红颜》这部片名本身，就是在强化某种性别命运，俗语中的“红颜薄命”之命，既是道德律令又是命运本身，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既是内在的，也是外部强加的。“红颜”小云是听天由命的：中学生小云和男同学相恋，她“自在”地怀孕了，生下孩子，但她的母亲将刚出生的婴儿送给了别人。男人们来来去去，若隐若现，“薄命”总是和被抛弃的女人相关，但小云并不自怨自艾，她和她的“薄命”在一起，坚持着。小男孩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微弱光亮，这个小小的生命向她出示温暖和关怀，一些最低限度的惊喜和快乐，当然也有小麻烦。一个女人和“小男孩”的故事，命运里的神秘在于“红颜”并不凄惨，女人的创造性在于她孕育生命，并在命运的肌理中得到回馈，不是母子亲情，而是一种无法命名的情感——“小男孩”就是她的儿子。《红颜》是命运故事，同时也是命运的一次事故。

对发生的事情能了解多少，在于不断寻找“命运”逻辑的对立面。命运是涂抹的结果，正如对“女人”的征用。如果说小云被剥夺做母亲的权利的命运是强加的，但“母子”关系的延宕以及延异则表明，从“母爱”到“恋母”，从伦理叙事到精神分析，“意外”不停复现，一个成熟 女人和“小男孩”的故事，已经溢出了母职、身份、欲望等的范畴。但性别的幽灵总是返回生命现场，影片的结尾，小云知道了真相，跑去和“男孩”依依惜别，像世界上所有的恋人那样，充满不舍与伤感。

老套的红颜薄命，带有自我招致的意味，即身为女人的无奈与苦楚。在这种命运逻辑之上，性别政治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召唤机制，政治召唤觉醒，改写自我招致的“活该—命运”文化，力求构建一种完整的命运共同体。政治对抗寻求的是某种空间状态，因此，性别政治经由命运空间的转化，移植到政治领域，建构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内，权利才有了述说对象，等级与差异奠定了“性别意识”的发生基础。

“意识”是建立主体性的初级阶段，女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发展了的自觉意识，意识到自己“身为女人”的处境和难题。西方两百年的女权主义运动，构建了对这种意识的召唤机制，是启蒙逻辑的延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没有女性主义电影，因为“自我意识”的匮缺，精神自尊变得模糊不清。“尊严”来自被承认的实在性，是斗争的结果。这是性别政治的逻辑起点，但赋权的样态千差万别，在中国现代性的视野中，没有经过“性别政治”的斗争历程，国家自上而下地颁布了“女人的自由”，自上而下地赐予女人“尊严”，更多的“尊严”被外在化、制度化。从小闺阁走向大社会的女人，“解放”同样构成了命运的一部分，“解放”与新的压制并行不悖，她们处在新旧两种文化系统中，对命运的抗争来自对命运的确认，并以信念的形式担当起命运的重轭。因此，一种有关女性经验的整体性陈述难以企及。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政治共同体的显形缺乏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