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永远居住在发黄的照片里，儿子的寻找是徒劳的，为了理清自己的生命线索，他四处收集片言只语，但依然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主动的寻找变成了被动的接受，真相就是：母亲的缄默来自她述说的无能，于是他习惯了“疯妈”的坏脾气。历史的断裂出自女人的失常，坚定站在沉默这一边，理性目光越是想刺探历史，就越是绕不开“女人之谜”。但悖论赫然醒目，女人是疯子，谜底深不可测。历史形象与女人形象重叠，社会批判的参照系本身幻影重重，追忆如果不是无能的表现，那么追忆就呈现为某种风格——疯癫就是女人风格之一种。

《色·戒》依然是在疯狂女人的路径上展开，与姜文的“红色年华梦”不同的是，李安将“民国梦”与自己的“中年危机”对接。情欲之梦，作为匮乏的补充，必须设计出一个“为情献身”的女人。但《色·戒》中的王佳芝似乎裹挟着某种冰冷的意志。李安在理解女人的面向上显得诚心诚意，他把故事推演的力度放在女人这边。姜文却相反，因为他不愿意也不想去“理解女人”，因此疯女人可以说是导演放弃理解的症状。《色·戒》中，“敌人”的面孔在发生变化，从政治瞄准器的敌人到卧榻之上的敌人，从客体性的敌人到王佳芝所表述的“钻到心里”的敌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纯粹女人的故事——女人不懂政治，抑或女人因情而欲的俗套。要去想象历史的柔软身段——去意识形态对抗，必须经由女人，也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化还是去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必然遭遇女人，必然征用女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女人的勇敢体现在服从的行为上。”城邦政治的结构是家政结构的扩展，他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来推演权力的正当性。“服从”的美学表达就是娴静，可见女性气质在古希腊人看来，非关差异，而是指向城邦政治生活的女公民，属于公民德性的部分。现代之后，作为德性的“服从”，更多地对应于“男性气质”，耐人寻味的是，在《色·戒》中的王佳芝那里，“服从”就是她的意志，她贯彻始终地“服从”，反而破坏了整个暗杀计划的实施。“服从”成了疯狂的变种，发号施令的一方不是毁于抵抗，而是毁于“服从”。或者发号施令者自身，性别政治的权力秩序在自身逻辑的范畴之内，无法根除绝对服从的延异，以病毒一样的变异速度，溢出了“理性计划”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将一个“俗套女人”发挥到极致，“钻戒”的光芒如同极度刺眼的理性，在此，精神与肉体，政治与情欲过度曝光，大银幕上就是一片令人眩晕的惨白。

政治色情，或者政治加色情双双毙命，尽管李安试图以色情去轰炸政治，征用女人的历史叙事，引爆了二元思维的结构模型。性别政治的吊诡在于没有敌人。性别政治并非大政治的隐性运作，当历史理性运用排除法，建构负面价值，作为真理形象的装饰物，一旦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性别意识”参与到历史叙事之中，女幽灵就会诱拐历史。人性或者人道主义容器仿佛是一只魔瓶，真理的对象和对象的真理，赋魅与祛魅只不过是真理运作的两种技法。

征用女人去对抗历史理性，历史与女人一同隐退，而女人身体的躯壳如历史碎片，漂浮在大银幕上。疯癫的女人，情欲化的女人，非理性的女人，依然是经过装扮的女人。以女人之名揭开面纱的那一刻，也许还是面纱，也许什么都没有。如果镜头书写如一次理性穿刺，力图捕捉异质空间，为思考增添新奇的惊诧，就会发现女人并没有站在性别差异的某一边，“女人”处在差异之外，只有她被征用的时候才得以显形。

在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理论中，性别差异是生理解剖学和社会建构之间的领域。那么，神秘的“女人”是处在性别政治之中，还是处在前政治之中，权利言说指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