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舟中道士》里，我们看到了前述三种命观的同台演出。救了李卫一命的道士，本身具有未卜先知、化灾解厄的能力，他是一个高明的“窥命者”。但他对李卫却做了一番教诲，其中所谓“对个人一生的穷达，应该安命，若不安命，那么大家互相竞争排挤，无所不用其极，徒增纷扰”，这是道家消极的安命观；而所谓“对于国计民生的利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又是儒家积极的立命观。

由一个高明的窥命者来颂扬安命观和立命观，似乎表示“安时处顺”与“尽其心”比“窥探天机”具有更崇高的价值。但在这个故事里乃至其他故事里，最让人“动心”的却很可能是能让人鉴往知来、趋吉避凶的窥探天机能力。

事实上，道家的安命观和儒家的立命观虽然“不错”，但绝不是民间百姓心中的“最爱”。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儒家和道家都错估了人性，因为一方面承认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叫人不必理会它、不要窥探它，而只需在个人修为上下工夫，这不仅“低估”了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时也“高估”了人们的德性，而这正是儒道两家所共有的致命伤。在反映民间百姓心灵样貌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劝人“安命”与“立命”的故事，寥寥可数。

多数民间百姓渴望的并不只是将生死祸福、贵贱穷达委诸于命而已，他们更希望知道（至少是有人能告诉他们）关于命运作的各种法则及判读方法，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进而利用这些知识来追求幸福和财富，以满足他们并不怎么高尚的德性。在这方面，就像《鸟偏旁儿脚》等故事所透露的，他们具有无比的决心和毅力。

因此，从下章起，我们要谈的主要是中国人“窥命”窥了一两千年，所窥出来的各种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