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上校被控“守责不谨，理应解职”，另一名军官则是“政治表现不突出”，还有一位，“据说祖母是犹太人”。

在每个回合中，希姆莱都是名利双收。他从武装部队接管了所有战俘营的管理权。他抢去了空军发展、制造V-2火箭的权利。8月时，他的党卫队孝子贤孙们冷酷地镇压了华沙的地下组织。10月为约束匈牙利盟友，他的门生又在布达佩斯突然发难。他最后还拥有了两支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当希特勒挑选他来为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发表讲话时，他的继承人身份简直就呼之欲出了。

戈培尔同样也在这场未遂的暗杀阴谋中出够了风头，捞足了权力。早在一年多前，他就批评德国备战不力，怂恿希特勒让某个人——最好这人就是他戈培尔——独揽大权，负责建立国内阵线，发动全民参战。1944年7月22日，元首从狼穴炸弹中脱身3天后，将戈培尔升为全权将军，令他负责全民战争的动员工作。如此应对，弄得戈培尔对一名助手大发妙语：“要在希特勒屁股下放个炸弹，他才会长点才智。”

戈培尔的策略便是大力紧缩德国经济，在3个月内为军队挤出100万新兵。他很快下达了一系列包罗万象的法令，目的是发动他所谓的全面战争。这些新法令包括60小时工作制、限制非必要性旅行、邮件减为一日一递、关闭几乎所有的剧院和奢侈品商店、禁止出版大多数的刊物以及14岁以上的青少年放假，好腾出这些人手去操作防空火炮。针对妇女，他下达了最为激进的法令。大战期间，希特勒一直认定要让女人留在家中。这样一来，出门工作的女性5年里只增加了18．2万，而入厂做工的女性人数其实还有所减少。事实上，受雇于德国家庭的佣人人数与战前一样多。戈培尔打出“德国妇女为胜利而助攻”的标语，要改变这种状况。他的新政令确实让女佣的人数大大降低，并且还迫使所有50岁以下的妇女出门工作。

德国妇女的动员行动旗开得胜，真是精彩纷呈，甚至连戈培尔自己的家庭亦不能置身事外。在1944年秋天，他发动了25万中青年妇女，她们或是操作探照灯，或是为纳粹军队进行其他非战斗性辅助工作。戈培尔的妻子马格达有一阵子自愿去无线电通信设备厂工作，上班乘的是电车而不是大轿车，不过当其他党政要员的妻子没有效法她的模范榜样时，她也就厌弃了这份工作。戈培尔计划设立家庭作坊，由马格达监督制造炮弹引信，这事儿同样也无疾而终。不过，戈培尔还是设法给她派了另一项工作。在他的美容师被征去为战争服务后，他把每周五修剪指甲的活儿派给了他的妻子。

不仅如此，马格达还得独自操持家务。戈培尔辞退厨师和两名女仆，让她们去工厂干活。两天后，厨师回来报告说，她在德国驻丹麦占领区总督维尔纳·贝斯特在哥本哈根的家里发挥专长。“戈培尔听后大发雷霆，”戈培尔在宣传部的助手鲁道夫·西姆勒在日记中写到，“他指责贝斯特破坏全民战争动员。所以现在她在西门子工厂的餐厅里端啤酒。”

到1944年底之前，戈培尔已额外挖掘了50万男人参战，这个数字是他向希特勒承诺的一半。他还临时拼凑了一支由女人组成的新劳工大军，人数至少也有那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劳工无所事事。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缺少工人。第三帝国早已强迫750万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劳工和战俘为他们做牛做马。德国的武器生产在1944年夏末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问题并不出在人力上，而是出在原材料短缺，和盟军轰炸机造成的交通线断裂。

为了监视大众对他的全民战争运动的反应，同时也为了在必要时鼓吹这一运动，戈培尔重施故技，那是20年代晚期他在柏林组织纳粹党的时候惯用的手段。他重建B特别行动队，每队由一名演讲者和两名人民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徒)组成，他们专门造访餐馆等公共场所，挑起人们争长论短。谁要胆敢对全民战争动员说三道四，怒气冲冲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就会给他一顿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