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在事发之初便迅速被打造成一个神话。肯尼迪的拥趸想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解除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为约翰·F.肯尼迪“和平使者”和“实干家”的形象添砖加瓦。正如在此类场合通常都会使用的策略，他们突出了正面因素，并弱化了负面因素，强调了总统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意志博弈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与技巧。官方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为这个历史事件确立了自负满满的基调，他认为肯尼迪通过“强硬与克制的组合拳，通过意志、胆识和智慧的齐头并进”，“震惊了整个世界，他所达到的控制如此耀眼，他行动的精准无可匹敌”。博比·肯尼迪、西奥多·索伦森以及其他幕后助手也都得出了类似的崇拜式结论。

肯尼迪自己对打造这一神话也是身体力行。在危机过去后不久，他就以非官方的身份，接受了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的长篇采访。巴特利特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随后在《周六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总统是如何应对来自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压力，拒绝以撤除美军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英国的军事基地为条件，来换取苏联撤除古巴导弹。该文章引用了一位肯尼迪副官的言论：“阿德莱还想要个慕尼黑（指二战前英、法、德、意四国签订的带有绥靖主义色彩的《慕尼黑协定》。——译者注）。”与史蒂文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被描绘成一个意志坚定的领袖，即便跟赫鲁晓夫“针锋相对”，也绝不会丧失胆识。执行委员会“首席鸽派分子”博比·肯尼迪激昂地指出，对古巴进行秘而不宣的空袭将会酿成“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珍珠港事件，并与一切美国的传统理念背道而驰”。

官方版本的历史忽略了一些不便公开的史实。执行委员会的录音材料表明罗伯特·F.肯尼迪的立场要远比上述的声明模糊和矛盾。他“一开始基本不是个鸽派”，施莱辛格在为他写的传记《罗伯特·肯尼迪与他的时代》中这样写道。在危机开始的第一天，他是鼓吹入侵古巴的一员，甚至叫嚣要发动类似“沉没缅因号”的事件来借机除掉卡斯特罗。他基于来自其兄长和莫斯科的信号，在各个阵营之间摇摆不定。至于约翰·肯尼迪，历史资料显示他甚至到“黑色星期六”都竭尽全力避免和赫鲁晓夫最后摊牌。肯尼迪与史蒂文森的主要区别在于，总统想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亮出各让一步、互相拆除导弹的策略，而外交官史蒂文森则愿意一开始就把这个策略摆到谈判桌上。

对这场危机的亲肯尼迪描述还略过了大部分的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解释了为什么赫鲁晓夫一开始要决定采用导弹博弈。根据这一描述，苏联的导弹仿佛是突然地出现在古巴，完全不是由美方挑衅所致。在美国参议院因为“水门事件”而开始调查中情局在20世纪70年代犯下的罪行之前，人们对猫鼬行动所知甚少。之后的解密档案显示，卡斯特罗和苏联确实有理由担心，美国颠覆古巴政权的尝试最后可能会升级为对古巴的军事入侵。美方的破坏活动甚至在导弹危机期间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至于赫鲁晓夫，他把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的动机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层面。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这一举动可以制衡美国的核优势，然而他也确实诚心想要保护古巴革命，不让古巴北方的这位强大邻居熄灭革命之火。古巴和苏联确实害怕美国会干涉，但潜藏在这份害怕背后的并非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