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夜以继日的外交角力所“达成的控制”也远远没有肯尼迪阵营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耀眼”。为了将赫鲁晓夫于10月28日的突然转向归功于自己，肯尼迪的副官们想出了一个“特罗洛普手法”，来描述美方在“黑色星期六”使用的外交手腕。这一手法的名字来自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中，维多利亚时代相思成疾的少女选择把别人无心的伸手解读成求婚。多年以来，这样的解释都让导弹危机学者们把这个手法安到博比身上。因为他暗示说他的兄长直接忽略了赫鲁晓夫星期六早上的呼吁——在那个呼吁中赫鲁晓夫提议两国互相解除各自在古巴和土耳其的导弹部署——而选择接受赫鲁晓夫在星期五提出的措辞模糊的提议，这个提议似乎声明只要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就拆除导弹。正如施莱辛格写道，这真是一个“天才且简单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想法”。

“特罗洛普手法”包含一个真相。在索伦森的帮助下，罗伯特·肯尼迪确实重写了给赫鲁晓夫的答复，更加着重于第一封信函中意图调停的部分。而另一方面，345这份答复出自多人之手。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忽略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函，他命令博比告知多勃雷宁，美国将会在“四到五个月内”撤回它在土耳其的导弹。他也开始为公开土耳其—古巴交易做外交铺垫，如果这种公开交易具备可能性的话。总的来说，“特罗洛普手法”版本的历史比任何其他当事人的回忆，都更能给星期六下午执行委员会的激烈辩论梳理出逻辑和连贯性。这次会议可以作为对一个已经疲惫不堪的政府的研究案例，其中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不堪责任的重负，在辩论中蹒跚地走向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妥协。

数十年后再来回顾这一场危机，如果让那些曾身处危机之中的人指认那些使世界濒临核战的瞬间的话，他们会挑出两个特别的时刻。第一个时刻发生在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这时的肯尼迪和副官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在封锁线处和苏联船只正面冲突。巴特利特和艾尔索普把它形容为“眼球对眼球”时刻，在这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肯尼迪态度强硬，而赫鲁晓夫则“退了一步”。那种紧张的气氛，即便是第十六大街上的苏联大使馆都能感受到。多勃雷宁大使后来回忆：“当我们目睹美国电视上拍摄的苏联邮轮，一步步地靠近着那条假想线……4英里、3英里、2英里，最后只剩下1英里，这艘船会停下来吗？这种紧张的气氛震慑住了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

第二个时刻发生在“黑色星期六”，一系列古怪事件连续发生，其中任何一件都可能导致核战争的爆发。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意志博弈，而在于他们两人是否能够联手控制住那个由他们亲手释放出来的战争机器。修改一下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事件居于权位并掌控着人类。危机自生出动力。在没有赫鲁晓夫授权的情况下，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而另一架U-2侦察机却在肯尼迪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了苏联的领空。这正是约翰·肯尼迪的发泄时刻，“总有些狗娘养的听不懂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