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就在上述目的下，互相进一步勾结起来，并和日、伪合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连续发布反动命令，妄图阻止人民武装的受降，并指使日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人民武装的受降实行武力抗拒。于是大批汉奸卖国贼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党的“总司令”、“总指挥”，来替蒋介石“接收”，演出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而这一丑剧的导演者，就是美帝国主义。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供认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支配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国所支持的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这个矛盾集中地表现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的斗争。蒋介石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保卫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因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就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成为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件。报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基本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报告揭露了蒋介石准备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党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这样，就使党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具备清醒的头脑，使中国革命力量在反动派的进攻和欺骗下，没有遭到重大损失，而且得到了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结束后，身受长期侵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虽然人们已经察觉到内战危机的严重存在，但在内战尚未爆发以前，仍然试图用一切方法争取和平。这时，蒋介石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也假装同意人民的和平愿望，喊出“和平”、“民主”的口号。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又在美国政府的导演下，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不愿谈判，不要和平，把内战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又可以利用谈判的时机，进行内战的部署。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内战阴谋，是早已洞悉的，并对此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为了尽量争取实现人民的和平愿望，并在和平斗争中充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又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来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1945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了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接着在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于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到重庆谈判。这一重大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使国民党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