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发挥道：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