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参与的以上三个案例，说明中国政府的行政执行力确实非同寻常。

我的许多想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归功于这个体制的保障。我的体会不一定和流行的看法完全一致。比如，我所看到的是，在体制内部，绝大多数的官员是相当优秀的，也是有理想的。我和他们通过行政工作形成了很好的个人关系。这里还不仅仅是汉族，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壮族等，都有很多杰出的领导人，他们和我共同奋斗，推进有关政策得到很好的落实。也许，人们会质疑我的体会，因为我所参与的政策执行，都是做好事，一类是送钱，即救灾救济，另一类是给权，即农村选举，这在本质上是受到地方欢迎的，是符合地方利益的。我的看法是，为什么一定要违背地方利益呢？为什么全国的利益一定要与地方利益产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使全国的利益变成抑制地方利益的可怕事物呢？实际上，农村的选举也并不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因为，农村选举，农民能够决定村庄的导人，客观上就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行政命令权和随意性，一种伟大的公民意识开始在乡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产生和培养，这是全国民主的基础，是中国民主的培训班，这就必然要对基层管理产生冲击。最为关键的，是要善于将中央的政策，包括法律和法令等，转化为具体的办法和程序，从而比较适宜地解决地方的矛盾，才会受到地方的欢迎，也才会有着较强的行政执行力。政策的形式也相当重要。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发布命令，即使再好的口号，但缺乏说服和培训，缺乏刚性的约束，缺乏基本的标准，许多政策可能也会流于形式。而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停留于一般的号召，效果就会打大的折扣。而在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德治国理念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强调以身作则，让下面对上面捉摸不定，再加上口号的变化也比较频繁，那么地方只好采取敷衍了事的办法。

另外，如果中央的政策不合乎实际，比如“大跃进”时期中央要求地方的亩产要不断翻番，结果地方只好作假。应该看到，现在许多作假的行为，也有不少是因为不合乎地方实际。

中央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确实有着多方面的交叉和互动。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缺乏地方利益健全的表达渠道，有的方面，还需要整个文化理念的较大转型。比如，推进村民自治，有人就认为，都自治了，还要中央干什么？我当时的思索就是，这个国家是什么人的国家？人民的国家不应该是空泛的原则，人民就包括农民，农民对这个国家是负责任的，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们的，国家决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的。

更严格地说，倒是官员有更多的随意性，更应该受到社会的监督。整体上，中国的行政体系是一个由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相当精良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执行力，是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尽管这个系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还有着不少不良现象，在现代社会的建设中这个系统还面临着转型的紧迫需求，但其基本的特质，还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