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体制中专门安排有谏官的职位，用来表达不同的意见，说真话。但是，激烈的革命过程往往把事物推向极端，正确与错误对立，改革与保守对立等等，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中，真正的不同意见是很难表达的。不过，1978 年以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行政机关内部，不同的方案之间，还是有许多讨论的空间的。对于执政党的作风和行政机关的作风建设，陈云曾经提出了一个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在现行的体制中，如果与上级的判断和指示不尽一致，个人应该坚持真理。

在我看来，中国的行政机关类似于实施行政任务的参谋部，在贯彻同一项政策的过程中，其实有多种方案可选择。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做到既唯上，又唯书，更唯实，同时也完全可以在尊重既定政策的前提下调整一些不合实际的政策与口号，关键在于行政的变通能力。

巧妙向上级汇报很多熟悉的朋友和同事都称我为“学者型的官员”。这里既有褒的含义，即认为有一定学问，对问题很有研究，但也有贬的成分，即认为不熟悉官场的潜规则，只看到表面的工作和程序。我心里其实很清楚，那些潜规则，不是不可学，而是不能学，因为学会那个，就会失掉自身，就会将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我眼中的官场并不是那么黑暗，显然不是“洪洞县衙无好人”，我的许多想法和推动的多项政策能够成功，还是得到了许多体制内领导和朋友的支持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存有正气的，只是体制有时候让他们无可奈何，这是一个基本看法。

我在体制内大概属于有棱角的一类。有两件事可见一斑：一是在1990年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我建议写上“村党支部领导成员通过选举可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时起草组有不同意见，我极力辩解，认为基层党组织必须过好民主关，最后中央文件采用了我的建议，但后来听说还是给不同意见的同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还为此给我了负面的评价；另一件事，是我担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以后，在一次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我将国家统计局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刚达到中等偏下水平的结论与我国福利制度建设联系起来，有位领导当时认为不能联系，在会后找我纠正，说中央的提法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按照中央的提法来研究问题，我当面就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形势变化后，福利制度建设该有不同的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