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行为，类似于谏官，有很强的原则性。当然，也会吃一定的亏。

尽管属于理论和讨论的范围，人们还是喜欢说顺耳的话。不过，总体上，我还是注意从变通中找到完善政策的办法。邓小平的改革技巧，让我为之折服。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结束长期的路线斗争，通过一些相当朴素的道理来说服社会，比如“黑猫白猫论”，还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论断等，使大家的注意力转向研究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避免意识形态争端的最为有效的战略和策略。

我作为司长，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推动政策完善，就要注意向部长和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报告有关的实际情况。孤儿福利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案例。

对此我的态度也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会立即行动起来，采取特殊的行动！进行全面的社会检查，而不是派工作组进行检查，是我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个改进。只发表格，让地方的民政部门填写，不给他们压力，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情况。如果派出庞大的工作组到地方，地方又是接待，又是汇报，难免有官样文章之嫌。况且，为了说服行政系统和社会大众，让大家在轻松状态下进行调查统计，然后再进行分析，就能够进行相对系统的思考，这也是行政说服的一种有效办法。

但我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因为在此案例中，我的行为，客观上承担起了国外智库的功能，这是一般行政机关所无法承担的。

离开民政部后，我特别到美国考察了多个智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有2000 多个智库，他们对于行政机关事务的了解和服务是我国知识界所不可比拟的。按照美国的标准，我国其实还没有一个提供类似服务的智库。

我国现在还流行以传统的谏官为主的活动方式，沿袭“说真话、办实事”的标准。我称之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我认为，传统的谏官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国现在急需的是建设现代的智库。

这类现代智库，需要对社会矛盾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并能设计多项解决方案，然后与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我国的知识界还没有对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的吸纳，知识界对于未来政策的设计能力还远远不足，知识界的政策功能主要体现在批判与阐述、解释方面。若政策建议比行政部门的措施还官僚主义，行政机关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建议呢？谏官的转型，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