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厥功至伟的王阳明，平叛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奖赏，反而备受武宗怀疑。

张忠、许泰先是向武宗进谗，说王阳明必反，幸亏心中持正的张永屡屡从旁开解，这才使王阳明得以保全。

王阳明回到南昌，从京城来的北军在张忠、许泰授意下，每日对王阳明的军队肆意谩骂，故意挑衅生事，王阳明不为所动，要求将士务待之以礼。

张忠、许泰又骄蛮地提出要与王阳明比试射箭，想当众出出这个只懂韬略而无习武经验的一介书生的丑。推辞不过后，王阳明勉强答应。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赛场上，王阳明挽弓射箭，三发三中！每一箭中，就连北军的将士都哄然叫好，举手欢呼称奇。张忠、许泰相顾大惧说：“我军皆附王都耶！”于是班师。

张忠、许泰等索衅不得，于是逮捕了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希望从他嘴里得到王阳明谋反的供词。严刑拷打之下，元亨无可供述。后出狱，五日内去世。

公元一五二〇年，王阳明巡抚江西。至赣后，大阅士卒，教其战法。心怀叵测的江彬派人前来窥视动静，人们劝请王阳明回省，以免再蹈危疑覆辙。王阳明却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他还作了一首《啾啾吟》自娱：“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他说：“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他甚至还搬出面对刘瑾时的奋不顾身之姿告诉大家：“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每一次苦难的淬砺，都会在之后变成心灵的一次提升与飞跃。哲人就是这样走向他浩瀚而辽阔的思想世界。

亲身经历了此番构陷罗罪之后，王守仁更为深刻地体验到“良知”于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后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

自此，王阳明走入了黄宗羲所说的个人学术第三阶段，“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已至化境。

他在写给弟子的信中欣然自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心灵的博大带来的是思想的朗阔。公元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五十岁的王阳明卧病，自远方前来探视者络绎不绝，他自书纸条贴于壁上，以作通告：“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恺撒说过一句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这是武人的自负，一流的学者却只会因自己畅游在知识海洋越深，越迷醉大海的博大，越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王阳明巨大的学术声望，高度的人格影响力，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摧枯拉朽的作用，让一些人很是恼火。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宰辅杨廷和的意思，倡议弹劾王阳明，罪名是遏止正学。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此时为刑部主事，为此上疏“六辩”驳斥无耻的弹劾者，王阳明听到后，制止了他。

他告诉陆澄：“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未信欤，则当务求其非，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以自信欤，则当益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面对无端的指责与批评，这就是一位思想大师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