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启蒙哲人实际上不只是自然哲学的爱好者。富兰克林、达朗贝尔、莫佩尔蒂、利希滕贝格和布丰都是先以科学家的成就闻名于世，然后才获得启蒙哲人的名声。另外一些人，譬如伏尔泰，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来普及牛顿的科学发现，大力推进科技文明的事业。

与此同时，尽管启蒙哲人都学富五车，却很少显得呆板沉闷，一般都能言善辩。启蒙哲人布丰创造了著名的格言： 风格即人。启蒙哲人莱辛促进了德语文学的发展；启蒙哲人休谟不仅撰写了最专业的认识论论著，还撰写了最优雅的散文。实际上所有最优秀的作者都属于启蒙家族，这让严正的基督徒感到懊恼和沮丧。有些人讨厌伏尔泰的观念，但也争相购阅他的新作。这种对风格的重视与多才多艺的传统密切相关。启蒙哲人是一批文人，有时创作戏剧，有时从事新闻写作，有时著书立说，无论做什么都才智过人、妙趣横生。亚当·斯密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是最全面意义上的哲学家。狄德罗的才能毫不逊色，身兼翻译家、编辑、剧作家、心理学家、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小说家、古典学者和教育改革家、伦理改革家。大卫·休谟后期不再研究认识论，转向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而常常被人诟病，说他背弃了自己的哲学研究使命。但是这种指责误解了休谟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他正在用作为杰出文人的特权来阐释尽可能多的人生经验，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在这种实践中他既是一个生产者，也是一个消费者。

这种类型的人只有在都市里才能崭露头角。事实上，典型的启蒙哲人出类拔萃、无所畏惧，是不可救药的都市人。都市是他们的土壤；都市滋养他们的心智，传递他们的讯息。他们拜访君主的消息都被大事宣扬，比起在咖啡馆、编辑室或沙龙里意气相投的知识分子聚会要光彩得多。但是，这种宫廷拜访不如同道聚会那么更富有思想结果。启蒙哲人属于都市。有的生长在城市；有的生在乡村，也辗转到城市，以城市为栖息地。休谟在自传里写道：“城镇是文人的真正场景。”如果康德没有柯尼斯堡，富兰克林没有费城，卢梭没有日内瓦，贝卡里亚没有米兰，狄德罗没有巴黎，或者换个角度说，吉本没有罗马，那将会怎样呢？当启蒙哲人旅游时，他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愉快地进行大同世界的交流。当他退居乡村时，常常声言喜爱简朴生活，其实他是把城市带在身边： 他会邀请惺惺相惜的文人来分担他的孤独，会用创作和表演戏剧来解除乡下生活的沉闷，会把四壁装满图书，会借着与城市的通信来获悉文坛的流言蜚语——他的书信几乎就像一份小报。多年来霍尔巴赫在自己家里聚拢了一个国际性的群体： 狄德罗和雷纳尔是常客，出出进进的还有沃波尔、休谟、加利亚尼神父以及其他知名的外国人。这些人坐在餐桌旁高谈阔论，宗教、政治以及其他各种重大禁忌话题，几乎无所不谈。在米兰，贝卡里亚、韦里兄弟和另外一些启蒙学者创办了一份报纸——《咖啡馆》。这份报纸寿命不长，但它的出现本身见证了各地启蒙运动在社交生活与改革要求之间的联系。苏格兰启蒙运动形成了最杰出的社会团体，其领袖人物既有私人之间的情谊，又在思想上同气相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威廉·罗伯逊、亨利·霍姆勋爵——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美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总之都算是启蒙哲人——在图书馆、俱乐部、咖啡馆，通宵达旦地展开讨论，在这些场所关门后，甚至移到酒馆里继续交谈。伏尔泰在费尔内曾主持了一个流亡文学团体。他远离巴黎长达28年，但这并不重要： 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巴黎。都市精神的精髓——尝试、流动、无敬无畏——存在于启蒙哲人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