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城市精神染上了一种使命感的色彩，有时甚至遭到玷污。启蒙哲人对当时最有权势的体制构成了威胁，而他们也越来越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战斗，例如，正如伏尔泰感叹的，教会确实坚如磐石。这就是为什么启蒙哲人既表现出机智，又缺乏幽默感；机智是他们的使命要求必备的品质，而缺乏幽默感则是由于他们身处战斗状态。敌情频频不断，而且并非都是假想出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把批评视为诽谤，把玩笑当作诋毁。他们过于敏感，乃至神经兮兮。狄德罗的书信和卢梭的《忏悔录》就记录了许多让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无谓争吵。休谟看到一个论战小册子攻击他时，就马上变了一个人；更典型的是，达朗贝尔请求书报检察官封杀批评他的人，莱辛用自己的学识无情地奚落观点相左或才能较低的学者，甚至口出脏话。这就是为什么歌德把柏林的“启蒙学者”尼柯莱称作“耶稣会的食客”；这也是为什么沃波尔在1779 年指出，“除了布丰，启蒙哲人都是一些刻板、傲慢、专断的花公鸡——我就不必说他们是多么难以相处了。”当然，沃波尔是个很挑剔的观察者，他对启蒙哲人的观察很透彻，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激烈和自信（常常使人变得难以相处）乃是一种职业特点，改革者往往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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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绘这幅集体画像时，我毫无偏见地从整个18 世纪、从孟德斯鸠到康德，获取任何可资利用的材料。这种做法有其优点： 它强调了这一小伙人的家族相似性。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模糊一个事实，即启蒙运动有一个历史过程。由于最后一代启蒙哲人有前辈的工作可以借重，所以这段历史的终点已经与其起点大不相同了。传统的做法是把启蒙运动界定在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一百年。正好也有两个便于记忆的生卒年份： 孟德斯鸠生于1689 年，霍尔巴赫死于1789 年。诚然，这个界定不是绝对的，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分期的界限。有人降低启蒙运动的地位，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也有人将其扩展，把培尔乃至笛卡尔都算作启蒙哲人。尽管这些尝试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18 世纪思想论战的前史，但是我依然赞同传统的分期。我将会阐明，尽管启蒙运动特有的观念源远流长，它们只是在18 世纪才有了革命性的力量。霍布斯，甚至培尔生活与写作的时代显然与霍尔巴赫和休谟的时代大不相同。

可以说，启蒙运动乃是相互交叠而联系密切的三代人的共同成就。第一代以孟德斯鸠和长寿的伏尔泰为领袖，为以后的两代确定了基调。这一代是在洛克和牛顿的著作还是备受争议的新鲜事物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1750 年以前完成了大部分成果。第二代是在18 世纪中期进入成熟阶段： 富兰克林生于1706 年，布丰生于1707 年，休谟生于1711 年，卢梭生于1712 年，狄德罗生于1713 年，孔狄亚克生于1714 年，爱尔维修生于1715 年，达朗贝尔生于1717 年。正是这批作家把已经变得时髦的第一代的反教权主义和科学思想融合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现代世界观。霍尔巴赫、贝卡里亚、莱辛、杰斐逊、维兰德、康德和杜尔哥属于第三代。他们与第二代以及第一代的长寿者交往密切，受到前两代人的喝彩、鼓励和挑动。他们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科学的神话研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司法改革乃至实际的政治斗争。批判也通过对自身和自身成果的批判而不断推进。

因此，启蒙运动不仅仅表现出一致性，而且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演进过程，思考风格的连续性以及激进主义的成长。启蒙哲人的观念基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孟德斯鸠年轻时论述古代罗马的专著到狄德罗晚年为塞涅卡做的辩护，时隔半个世纪，其间世人对古代建筑和雕塑的兴趣明显高涨，但对于这两位启蒙哲人而言，古为今用的思路却是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