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大多数启蒙哲人而言，发现自己的真正祖先，绝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存在主义热切求索的问题“为什么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像一个无声却又可以听到的主题贯穿他们所有的著作。他们自身经验的辩证关系——令人尊崇的古代、可憎的基督教以及新近浮现的现代三者之间紧张的互动——既决定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最大危机，也决定了危机的解决方式。毕竟，启蒙运动最具有战斗性的呼喊“消灭败类”，就是针对基督教的，针对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的体制、基督教的伦理以及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但是，启蒙哲人们生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也有许多基督徒朋友。这就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带来矛盾冲突；启蒙哲人吹嘘自己革新了所有的事物，但他们远远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的遗产，他们既排斥，又保留，而且保留的比他们自己想像的要多得多。

基督教遗产有时十分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并非像在公开场合中那样快乐——人类大多如此，而且不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个人的内心激荡——许多哲人，尤其在年轻时都会如此。还有更多让他们感到不满的原因。基督教主宰了他们的童年；基督教的教义浸染了他们的成长岁月，而且辅之以绚烂的承诺和阴森的警告。许多启蒙哲人都有兄弟姊妹做了教士或修女；许多启蒙哲人都曾考虑过献身神职。基督教并没有始终占有他们的头脑，但是经常骚扰他们的头脑。当他们转而反抗宗教时，他们并不是出于无知或冷漠： 他们反对教权时的幽默具有家庭笑话的那种亲昵的怨恨。他们反基督教的热情带有一针见血的精准特点，只有经过长期密切体验才能做到这点。他们熟知《圣经》、教义问答、各种宗教

文章和辩护说辞；他们也熟知，异端分子和不信教者会在地狱永远受苦，这是从小就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伏尔泰描述亨利四世面对巴黎时的情景：“他不得不改换宗教信仰。而这总是要让一个诚实的人付出一些代价。”伏尔泰知道，亨利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这种改宗即便是带有一半政治原因——而且仅仅是从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改为另一个教派——也要付出代价，更不用说纯粹出于个人信念的改宗，而且是改信异教，那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要投身唯物主义，哪怕投身自然神论，都要顶住高压和劝诱，抛弃丰富而根深蒂固的遗产，做出一个审慎的选择——选择自由。

考虑到启蒙哲人的社交能力和高雅教养，上面这种存在主义的语言显得有点装腔作势。但是，要确立一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绝非易事，当这种身份认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直接冲突时尤其如此。在选择自由时，会让人感到欣喜： 它打开了光荣的独立前景和大展宏图的无限机会。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自由也给启蒙哲人造成了重大负担，这种负担可感知而难以言传。这是负罪感、不确定感，以及面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启蒙哲人们表面上沉稳镇定，侃侃而谈，但常常带着怀旧的惆怅情绪回顾童年时代那些清晰简明的真理。

所有这些内心压力都有重要的价值： 它抑制了启蒙哲人的乐观主义，促使他们尊重过去的巨人，使他们至少能够看到生活的悲剧性一面；即便已经成熟而自信的吉本，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关基督教起源的著名章节时，也免不了有些焦虑不安。不论这种压力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在每一个启蒙哲人那里都可以看到其蛛丝马迹。莱辛在年轻时曾经体验到基督教最吸引人的方面： 他在家里就看到路德教既传统又慈爱，既保守又具有活力，而且充满学识。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牧师，对当时的神学改革非常排斥，但本身却是一个信守宽容原则的饱学之士：他曾翻译了一些不拘泥宗教教条的广教派人士蒂洛森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