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年轻的莱辛背离他父亲的路德教时，采取了审慎的步骤，后来还不时流露出内疚之情： 他毕生都在进行宗教思考，而且永远在进行论辩，不仅与别人论辩，也与自己论辩。他反复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疑问： 自己极其冲动的做法是否抛弃了太多的东西？到了晚年，他进行了紧张的宗教思考。他坦承说，自己无法确定，生活在一个神学论争变得时髦的时代，对于自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描述自己如何狼吞虎咽地阅读了一本又一本著作，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一个教士都嘲笑其他人，所有的著作都武断地解释教义。“我被它们拉来拉去，但没有一方让我完全满意。”最后出现的论辩者总是最咄咄逼人、最尖酸刻薄，于是，所有的论辩都造成了一个意外的效果：“越是想盖棺定论地向我证明基督教的正当性，越是让我产生疑问。越是气急败坏和得意扬扬地把某个著作踩在脚下，至少在我的内心里，我越是想加以珍藏。”这可不是内心淡定的异教徒的口气。

1770 年，莱辛在汉堡时，获准看到当地一位教授赫尔曼·萨穆埃尔·赖马鲁斯的未刊手稿。赖马鲁斯于两年前去世，留下了一部关于宗教的最后著作《为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这是一部厚重博学的自然神论宣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部著作使莱辛坚定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并消除了他的许多疑问，它却是赖马鲁斯长期内心挣扎的痛苦产物。赖马鲁斯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理性的结论与信仰的要求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困扰着。如果上帝要用圣经来教导人类，为什么他让圣经如此晦涩难懂？如果上帝真的是三位一体，为什么赖马鲁斯从来没有在任何完整的意象中看到三位一体？如果所有的罪人将遭到永罚，为什么基督教要求信徒们把上帝想像成仁爱的上帝，把耶稣基督想像成救赎使者？当犹太人那么令人讨厌、那么执迷不悟之时，上帝怎么会在所有的民族中把他们选为特殊的子民？赖马鲁斯咬牙读了许多基督教的辩护著作，越读越没有信心。这些辩护在他看来逻辑混乱，牵强附会，完全没有说服力。相反，培尔和斯宾诺莎则给他提供了光明，即使在许多年里并没有让他感到宽慰。赖马鲁斯完全跟随着自己强烈的诚实本性。当他最终放弃基督教时，他很不情愿，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最终服从了理性。

德国另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施瓦本的诗人维兰德今天很少被人提起，但在当时却被视为一颗巨星（歌德的说法）。他追求一种彻底的伊壁鸠鲁主义；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他也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找到自己最终的哲学。他从小受到古典教育，8 岁时阅读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10 岁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十分喜爱西塞罗和琉善，以后这二人成为他终生最喜爱的作家。他宣称，在16 岁时“几乎读遍了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所有的作家”。 他还阅读了大部分希腊作家的著作。诚然，他出生在一个虔敬派教徒家庭，在虔敬派开办的学校里上学。他有一种模仿和取悦学长的超常发展需求，因此开始阅读古典著作，把这当作文学训练，并给自己提供精神大餐。但是，到15 岁时，他得到一本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不久又读到伏尔泰和诸如沃尔夫这样的德国启蒙学者的哲学著作。这些人使他的经典阅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接下来就是令他撕心裂肺的内心冲突，这是神学与哲学之间、虔敬派的感情与启蒙的怀疑论之间的冲突。他稍后写道：“我经常只是浸泡在痛苦的泪水里，只是不停地搓手！”他变得脾气很坏而且身体虚弱，陷入了“宗教虔诚的癫狂”和“最可怕的良心悲痛”。他一度沉溺于反对信奉伊壁鸠鲁主义的德国诗人的狂热战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内心冲突表现为两个希腊人之间的辩论： 一方是柏拉图（宗教神秘主义的象征），另一方是色诺芬（常识和优雅反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