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最终胜出了。异教的世俗智慧成为维兰德的诗文的知性基础。他对世俗性和文化教养、理性主义和社会责任的贵族式肯定，对狂热和乌托邦乐观主义的不信任，都基于古人的思考，尤其是基于希腊罗马时期那些优雅、折衷、安稳的著作。他仰赖的是色诺芬的常识、贺拉斯的中庸之道、琉善的讥讽怀疑。维兰德一生中有十几年都在翻译西塞罗、贺拉斯和琉善的作品。他还用希腊化时期的雅典作为自己许多小说和长诗的场景，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优雅的修饰；这公开地显示了一种深刻的亲和性。据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在翻译贺拉斯的作品时过于Schw·rmerei（沉迷），“以至于他常常认真地宣称，贺拉斯的灵魂就寄居在他的身体里。”歌德在自传里回忆说，维兰德1768 年写的轻松愉快的哲理诗《穆沙里安》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诗里，我仿佛再次看到了活生生、新簇簇的古代世界。”歌德在赞美维兰德的文章中确认了维兰德身上的异教本色。他说，维兰德在情感上偏爱希腊，在气质上接近罗马。与贺拉斯一样，他始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既出入宫廷又洞悉世事的人，一个通情达理地对待生活和艺术的批评家”；与西塞罗一样，他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政要人物、积极公民”。3但是，他是在经历了许多煎熬之后才成为如此杰出的一位异教徒的。

人们会说，德国的启蒙哲人脱离实际生活，而且多少远离西方的思想新潮，因此特别不愿意抛弃过去的宗教，而且特别容易陷入自我折磨。不过，法国和英国的启蒙哲人也显示了同样的症状。有些人，如雷纳尔和马蒙泰尔，很容易地抛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而更多的人经历了呕心沥血的斗争。启蒙哲人中最热情奔放、最自由、最有创造精神的狄德罗也经常彷徨不定，饱受疑虑的困扰。他的家族中有不少人是教士。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是虔诚的教徒，他自己也曾长时间准备以步入神职生涯。当他放弃了神召和信仰时，他以沙夫茨伯里为榜样，接受了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有神论，然后多次转向，先是转向自然神论，然后转向怀疑主义，最后落定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无神论。但是，尽管他把无神论视为真理，他却反感无神论对自由意志的否定。尽管他认为天主教是虚伪的，但是他被天主教的华丽仪式打动。正如他的妹妹在一次家庭争吵时无意之中一语道破的，他被一个“哲学魔鬼”附体了。1他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咒骂哲学——他本人的哲学——把他们的爱情降低到原子的盲目碰撞。“我为自己陷入一种困惑的哲学中而气恼。对于这种哲学，我的大脑抑制不住地想加以肯定，而我的心灵则抑制不住地想加以否定。”他激烈地为人性善良的命题辩护，但是他的人道信念却常常被不幸的事件动摇： 否定原罪并对人性保持乐观，这看来是一项令人沮丧的事业。

甚至像休谟这样生性快活而讨人喜欢的人，也不得不驻足沉思，苦苦探寻通向异教之途。他在18 岁时，反叛了从小信奉的严厉的苏格兰长老会，因为他很得意地发现了自己有了一个志业——哲学。他狂热地用“西塞罗、塞涅卡和普鲁塔克”来充实自己，很快就因出现歇斯底里症状、食欲不振、臆想病症和忧郁病症等而难以为继。他不能集中精力学习，读书也不再带来快乐。他硬是坚持了下来。就在他长期神经衰弱和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他酝酿了《人性论》这部认识论著作中的大胆论点。到1730 年代中期，当他把这部著作写成时，他的身体也基本上康复了。他对自己的推理非常自信，但是对得出的结论感到不安。1740 年，他在写给弗朗西斯·哈奇森的信中说：“我真心希望可以不做结论，因为遵照你的意见，也是我自己的想法，道德纯粹是由情感决定的，它只在乎人性和人生。”《人性论》只是显示了休谟的思想历程。他用动人的甚至带有戏剧性的自传作为第一卷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