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多数启蒙哲人一样，对于身份认同的艰苦求索最终获得快乐的结局。一旦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休谟就能很轻松地把握异教的历史遗产。他的人口学大作《论古代民族的人口密度》就涉及了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他写作的目的是颠覆当时流行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怀旧理论。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古代显然优于现代，因为国家的伟大是与人口密度相辅相成的，所以古代世界的人口负荷要重于现代欧洲。在证明这个推理之荒谬和结论之错误的过程中，休谟引用了至少50 位古代作家的论述，其中有一些非常著名，如普鲁塔克、斯特拉波、塔西佗和普林尼；有些则不太有名，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才知道，例如科路美拉和兰普利第乌斯。前者撰写过关于尼禄时代乡村生活的论著，后者是《罗马皇帝纪》的作者之一。我们可以相信休谟本人的说法，即他在准备这部著作时“几乎阅读了所有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作品”。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比这部著作更直接地证明了他对古典的热衷。这是对西塞罗《论神性》的模仿之作，书中的论证、释义、对话者的人数和特点乃至趣闻轶事都亦步亦趋。休谟特别选择西塞罗和《论神性》为范本，乃是雄心勃勃之举。现代人称休谟在这部对话集里超越了他所仰慕的西塞罗，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说法更能告慰休谟的在天之灵了。他是现代异教徒，笃定而平和。当他1763 年到巴黎时，随身只带了4 本书： 作者分别是维吉尔、贺拉斯、塔索和塔西佗。

卢梭的内心斗争可没有这样令人愉快的结果。诚然，他长期处于病态，这使他在启蒙哲人中间茕茕孑立。但是，与其他人一样，他也通过古典作品走向自然神论，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以放大和扭曲的方式体现了多数启蒙哲人不能幸免的那种挣扎。20 岁时，为了弥补被荒废的青春，他在华伦夫人的资助下勤奋自学，苦读拉丁文本的柏拉图著作，用自己不多的积蓄购买西塞罗的全集。他变成自然神论的信奉者，但是他顽固而伤感地对抗伏尔泰的宇宙悲观论的冷酷打击，试图保留自己的宇宙观中还能聊以自慰的因素。在回应伏尔泰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时，他对伏尔泰说：“不管形而上学多么高深精妙，都不能使我对灵魂不死和仁慈的上帝有片刻的怀疑。我感受到它，我相信它，我需要它，我渴望它，我将捍卫它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1这个信仰声明既是一种辩护，同时也揭示了矛盾。说它是辩护，因为那种情绪性的排比做了斩钉截铁的结论；说它具有揭示作用，因为它无法与卢梭一贯的宗教立场协调一致。作为自然神论信奉者，卢梭几乎没有资格去诉诸一个仁慈的上帝。由此来看，基督教不是真理，但它却能给人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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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无意暗示说，启蒙哲人始终处于危机状态。他们更像是一批政治难民，回到自己幼时住过的城市，观看那一片废墟。他们兴奋地发现有大规模重建的机会，确信自己能够建造一座崭新的、更辉煌的城市，但是眼前的景象也让他们有些伤感，这个地方曾经非常丑陋、不健康、不友好，但毕竟与自己有关，想到自己曾帮助摧毁这个地方，让他们有点负罪感。启蒙哲人的社交能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论辩活力、他们的人道主义能量以及他们怀抱的希望，都不仅仅是用于取代或掩饰绝望的。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自然神论信奉者所凭借的是他们对人在一个有序宇宙中的友爱的热诚向往；唯物主义者自称为能够成为宇宙孤儿而感到骄傲和快乐。此外，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设法通过友谊、工作甚至游戏来摆脱沮丧情绪和排解疑问。休谟在《人性论》中报告说：“虽然理性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这个目的，把我的哲学忧郁症和谵妄治愈了，要么通过放松这种思维倾向，要么通过某种嗜好和给予我的感官的鲜活印象，从而消除所有这些古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