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餐，我玩双陆棋，我与人聊天，我与朋友玩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娱乐后，我再回来看这些思考，它们显得那样冰冷、牵强、可笑，我发现自己已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其他启蒙哲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疗法。伏尔泰在普鲁士宫廷遭受挫败后，在给自己的外甥女、也是自己的情人德尼夫人的信中写道：“工作和想你，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爱情和工作，这是让很难受的世界变得不那么难受的积极方案，当然，使启蒙哲人摆脱哲学忧郁症的常常不是爱情，而是愤怒的宣泄。莱辛在梅森上中学时就大量阅读了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神学院上学时把提奥弗拉斯图、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当作闲书来看。他为捍卫古人战斗了一生。对于他来说，只有讨论古典学问能够取代讨论政治。没有什么比把贺拉斯的作品翻译坏了更能让他大动肝火。他说：“只要说到古代作家，我可就是一个真正的游侠了。”——这个声明显示了启蒙运动认可的战斗方式。因为莱辛与之战斗的问题无大妨害，只是事关如何正确阅读希腊文本，所以他的表述有点虚张声势。但是，这再次提醒我们： 启蒙哲人的古典主义是私密的，充满激情而且咄咄逼人。对于启蒙哲人来说，走向独立之路，需要途经古人。

因为，这正是启蒙哲人希望从他们珍爱的古典作品中获得的东西，归根结底也是对于获得独立最有助益的。他们意志坚定，并不希望恢复罗马或斯巴达的乌托邦；他们十分活跃，不会沉迷于琐屑的或朝三暮四的文物研究。在展开争取现代性的战斗之初，洛克曾坚持认为，“古代和历史”是获得真正知识的障碍，“只是用于给人提供故事和谈资”，而不能教会人们“关于更好生活的艺术”，不能提供“智慧和远见”。启蒙哲人则更为笃定，对于古代不像洛克那么苛求。吉本警告人们不要对古人卑躬屈膝、盲目崇拜，而是应该把“自然和古代”当作“两个伟大的知识来源”。狄德罗说得更准确一些：“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研究古代，是为了学习如何观看自然。”实际上，狄德罗援引了一位有相同见解的古人，即贺拉斯，来反对一味拜倒的文物研究。狄德罗在给朋友奈容的信中写道： 贺拉斯“反对崇古狂热，他是对的”。显然，狄德罗很喜欢这个词： 他批评文物研究者戴着“崇古眼镜”；他抱怨说，这种人总是用古人最好的作品与现代最差的作品作比较，认为只要是古人的东西就应该赞颂。如此一来，他们就抹杀了古人之所以值得赞颂的原则。对意大利古城赫库兰尼姆的出土文物发出赞叹，对17、18 世纪的成就不屑一顾，这不仅对现代人，而且对古人都是不公正的。至于狄德罗本人，他声称：“我当然没有崇古狂热。”其他启蒙哲人，虽然也算是古典主义者，但也没有染上这种毛病。维兰德的想像力始终围绕着古典世界，他的学术也与他的想像力同步发展，但是在有教养的德国人中间，他是少有的敢于反对尚古潮流的知识人。他呼吁，现代人只应该模仿值得模仿的东西。甚至意大利的启蒙哲人也有对这种盲目模仿的不满。他们生活在古典世界的土地上，对于那些古人最知根知底。意大利的剧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倡导现实主义和展开批判，而不主张祖先崇拜。小说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德罗·韦里确信自己像狄德罗一样蔑视崇古狂热。他对哥哥彼得罗·韦里说：“Non sono pedante ben che grecista。”（虽然我钻研古希腊，但不是书呆子。）启蒙哲人毕竟是现代人。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已经极其简洁地阐述了他们的宏伟目标： 他们想“改变一般的思维方式”。但是为了达到现代性的目标，他们也愿意做古代人。因此，他们属于两个世界，但这不会让他们不知所措，因为尽管他们反复自辩，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是谦谦君子。他们只要得到这两个世界里最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