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演出本《杜十娘》里，李干先与杜十娘一见钟情后，柳遇春到教坊司为杜十娘赎身，因为和老鸨谈不拢赎身的价格，老鸨唤出杜十娘来询问。杜十娘表面上回绝赎身嫁李干先之事。当夜却就带了百宝箱私奔到李干先住所，两人在柳遇春掩护下径直上船，前往李干先家乡。

从故事本身来看，私奔当然具有更大的戏剧性，更适合于戏剧演出的效果。但是从法律史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情节设计就很荒唐，是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以及一般的社会观念的。明清法律严格限定人民的户籍制度，就是为了将百姓固定于户籍，为朝廷提供各类无偿的赋役。像杜十娘这样隶属于官办妓院“教坊司”的妓女，在当时法律上都被定性为“乐户”，必须承担为朝廷提供色情服务的“特种差役”，擅自逃离，就构成犯罪，按照法律，出逃一日就要处笞（竹板抽打）十下的刑罚，每五日加一等，最高刑罚为笞五十；如果是像杜十娘这样逃往他乡并出嫁他人不再承担赋役的，就要处杖一百，逮捕后发还原籍。李干先作为包庇隐藏者，也要处以同样的刑罚。

尤其是杜十娘是官办妓院的妓女，李干先带她私奔，还有可能触及另一条更为严厉的刑事条例，即作为“窝娼”罪处罚。清代条例专门规定，……李干先恰巧就是条例例举的“监”（国子监学生），与孙富商量卖杜十娘，就可以认定为“引诱局骗”。而且“得受娼妓财物者”，要按照官吏“受财枉法”计赃从重论，那个百宝箱价值无数，足够李干先一个死罪。因此古代的作者是绝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来宣扬“挟妓私奔”的爱情的，即便不是“明媒正娶”，至少也要“赎身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