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们很轻松地就看到了对手自相矛盾的地方，将他们的不一致的地方用4点评价等级的标准给出了接近4的分数。而对于自己政党的候选人，他们给出的比率大概接近2，表明他们在把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控制到最校民主党对克里的反应与共和党对布什的反应一样。可以预见，从政治神经图像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对各自候选人自相矛盾的表现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

科学不是一种程式化的事物，你不要指望你的所有假设都能得到证明。但在本书的案例中，我们采用了4×4的模式。结果表明，当政党支持者们面临具有威胁性的信息时，他们不但喜欢把情绪上具有偏见的结论“理性化”，而且我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行为勾画出他们的神经轨迹。

当遇到潜在的负面政治信息时，神经网络会变得活跃以产生痛苦感。这种痛苦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们不得而知。

头脑将数据与愿望之间的冲突记了下来，并开始寻找办法消除这种不愉快情绪的来源。我们知道头脑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这种方式收到效果，正像政党成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否认他们曾经注意到的他们的候选人在言语与行动方面的任何冲突xiv。

头脑不但会通过错误推理来尽力关闭这种痛苦感，而且它会快速地完成此事——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第三张幻灯片放映之前。当人们遇到不愉快的现实时，由情绪状态的规范化所控制的神经回路看上去会吸收新的信仰，来消除政党成员的痛苦以及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冲突。

但是政治头脑也会做一些我们不曾预见的事情。一旦政党成员发现了使错误结论合理化的方法，参与负面情绪运转的神经回路就会停止工作，而与正面情绪相关联的回路却被打开。政党成员的头脑看上去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这种感受。我为了这种良好的感受花费了大量时间，主动给这种回路以回报，因为它曾经给政党成员有偏见的理性化以正面的强化。这些奖励性的回路会与这些实质上的激活活动相重合，如同毒品对一些药物产生了依赖，我们也给他们起了新的绰号——政治“瘾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