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合适的环境”时常是情绪性的。在每一个理性的决定背后就是决定的原因。我们通常不关注具体的论据，除非它们引起我们的兴趣、热情、恐惧、愤怒或蔑视。我们通常不会被那些不能够引起我们情绪上共鸣的领导人所打动。如果政策在含义上不能够触及我们自身的情感关联，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珍视的事物，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辩论的。从神经科学研究的观点看，一个诉求的“理性”越纯粹，就越不容易激发起规范选民投票行为的情绪圈。

“理性的”行为几乎都会要求思想与情绪的综合，最强有力的竞选广告、最有效的演说以及辩论中最有用的时刻都将情绪与认知结合起来。但是他们是通过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果。通常一些事物——国家道德问题，候选人的个人经历，候选人在竞选中所遇到的某个人的故事，对修正不公正事物的疾呼等——都会引发他们的情绪性的关注，他们接下来要在两名候选人或两个政党间进行对比，进而与一方的情绪产生共鸣而与另一方造成分歧。只有当人们在情绪上激发起了兴趣并关注他们面对的选择时，他们才会描述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们也会时常重新利用情绪来“下结论”。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对比不带感情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观念，介绍它们在美国政治中的表现，并提供一个运用情绪性关注进行竞选的大致框架。第一部分介绍政治观念与头脑如何实际17运作。第二部分提供了基于最佳的科学证据而运用情绪性关注进行竞选的原则，并对竞选演讲、就职演说、总统竞选辩论、政治演说、广播演讲和电视竞选商业广告进行了“临床诊断”。这些章节聚焦于30年来让许多民主党人有口难辩的话题——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如堕胎、枪支、种族、税收、国家安全以及同性恋婚姻——同时表明对观念和头脑的不同理解会使得他们同选民谈话的方式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这里有更好的方式

本书是关于美国政治中信念的科学与实践的，与我自身的政治信念无关。但是，我可以选择如何来写它。我可以将它写成在21世纪给君主的科学建议，无论这位君主的政治倾向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规划出有关观念和头脑并通过这种方式为竞选战略勾勒出具体的原则，这虽然不尽完美，但我实际上正在步16世纪那位著名的意大利人（曾创作了《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译者注）的后尘。

但是从时间安排上看，本书的内容既不是即时写就的，也不具有政治含义。当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在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生活了多年。而当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时，民主党正在重续活力，它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已经重新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2006年的选举从内容上看反映了政治战略的变化、选民的重新洗牌，再有就是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党正在同一位特别不受欢迎的总统对抗，在反对一场全国三分之二的人都不赞成的战争，在同一个政党进行对抗——这个政党曾经将胜算压在了其道德主张上，然而它的成员却因为道德上的轻率而经历了急速的道德滑坡，这种情况在揭露声中达到了极致，而此时恰逢选举前夕，那些掌控着国会委员会的议员便控告那些有过恋童癖的人正在做着他们一生中最过分的事情。

毫无疑问，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比之前的2000年、2002年和2004年选举时的竞选决策做得都要好。一个非常明显的18事例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选举负责人所做出的决定，即他们的候选人不再去迎面承受攻击，而是开始进行强有力的迅速反击。到2006年秋天，当民主党人在伊拉克问题上能够嗅到“红肉”的味道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声音开始克服那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传染的致命的“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