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避开了这个攻击。他含蓄地打出了华盛顿的局外人这一主题，从本质上说：“哦，真可恶，我根本不能赶上他们在华盛顿是不是通过那些法案的步伐。”他接下来转向了对他的政党不能容忍对他善良心灵的潜在讨论，同时表现出他是一位公平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最后，他不断重复一句话“特殊权利”，这表明同性恋人群要求的比普通人多，而不仅仅是同等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使人们感觉到男女同性恋人群的要求是不公平的，因此让人们感受到公正——以及伪善——从而拒绝支持对特殊的少数群体给予“不对等的对待”。“特殊权利”的使用同样也引发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由于他们的影响都是隐秘的，因此它的确定性行动的影响力更大，对于那些从根本上对同性恋行为难以接受的人们来说，这一热点问题也变成了他们交流的目标。

对布什的反应的应对并不是基于它的逻辑结构，而是基于它的情绪性结构。有人肯定会质疑这一托词的道德规范。我在本书的目标并不提倡民主党所倡导的卡尔?罗夫的伦理观，但是这种诉求与理性或感性的程度以及道德或不道德的程度之间没有关联。每一个诉求对于选民的利益来说都是情绪性诉求——它有益于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或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在道德上重要的。决定选举的关键是到底这一诉求是微弱的还是强大的。

在与戈尔的交流中，布什做出了一个能15够引起选民中关键群体共鸣的情绪性诉求。能够抗衡这一诉求产生后的影响的唯一反应就是一种同样在情绪上引人注目的诉求——特别是一种道德诉求——对于那些情绪被“特殊权利”问题所鼓动的大量选民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对于男女同性恋的不容忍经常是基于宗教立场做出的判断，戈尔巧妙地使用了宗教话语来进行反击，具体内容如下：

州长，没有人让我们给予任何人特殊的权利，我们只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地对待所有美国人——因为我们对待所有美国人如同上帝的子民。要爱你的近邻，并承认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不是我，也不是你——有权扔出第一块石头。

如果戈尔打算看到这种意见交换在电视上重播一百次——并证明他的和蔼亲切（他非常有必要这样）——他也许应该加上“但是州长请不要担心，爱你的近邻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吻他们”。

共和党人理解哲学家大卫?休谟在3个世纪前指出的那句话：理性是情绪的奴隶，这是唯一的方式。除了克林顿时期算是例外，30年来民主党的战略家们都固守着关于观念不带感情色彩的观点，他们的竞选战略从逻辑上讲也是紧紧追随着这样的思想，名义上讲他们聚焦于事实、数据、政策条款、成本与收益，并求诸知识和专业技术。

我认为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因为对理性的非理性情绪性认同——人们具有讽刺意味地就成为他们那样，在政治观念与头脑如何运作以及对他们的政治竞选不断失利的精确诊断上都刻板地求助于科学经验。

充满悖论的是，这种对理性的非理性认同促使民主党人不是更多地而是更少地愿意讲出真话。如果你认为选民如同计算机一样将你在“问题”上的立场加到效用上计算的话，你必然将发现你会寻求对你的立场的民意测评数据。而选民们一旦将你视为是对观点的测评而不是对你自身16——你的情绪，特别是你的道德情感——的测评，他们将把你视为软弱的、华而不实而又不讲原则的人。

他们是对的。

对政策的仔细关注是善治的本质。在合适的环境中，甚至那些对政治没有过多兴趣的选民们——他们都是那些在选举中很容易争取到的选民——也将思考他们所听到的观点，考虑两个原则或立场之间的不同，并仔细考虑——如果只做出一项情绪性结论就足够的话（例如，“我就是不喜欢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