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粉笺美如花

笺纸乃是特殊的纸品，或用单色漂染，或用套色印刷，或加以浮雕图案，或洒以金银色粉屑，真有赏心悦目之观，尤其是有点雅趣的文人，每每爱不释手。笺纸的样式，由来已久，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就记道：“桓玄诏平淮，作桃花笺纸，缥绿青赤者，盖今蜀笺之制也。”到唐代，笺纸花式更多了，特别是益州西南郊浣花溪一带，就是蜀中纸业生产的中心。费著《笺纸谱》记道：“以纸为业者家其旁。锦江水濯锦益鲜明，故谓之锦江。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时人对那里出产的笺纸倍加欣赏，羊士谔《都城从事萧员外寄海梨花诗尽绮丽，至惠然远及》诗曰：“掷地好词凌彩笔，浣花春水腻鱼笺。”鲍溶《寄王播侍御求蜀笺》诗曰：“蜀川笺纸彩云初，闻说王家最有馀。野客思将池上学，石楠红叶不堪书。”郑谷《蜀中》诗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可见浣花溪一带的制笺，在宪宗元和时已很有名了。

说到浣花溪制笺，会让人想起薛涛，想起那纤纤素手下的深红小彩笺，那样亮丽的映照，让无数诗人怦然心动。有人以为薛涛笺就是松花笺，其实不然，李匡义《资暇集》卷下说：“松花笺其来旧矣，元和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非独松花一色。”从《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剑南西道·益州》可知薛涛笺的尺幅，“旧贡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与晚近流行的笺纸规格差不多。薛涛笺不但是减小尺幅，并且还另外选择造纸原料。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三《杀青·造皮纸》说：“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自汉至唐，蜀中抄纸主要以麻为原料，即所谓麻纸，薛涛笺则以芙蓉皮为原料抄彩色皮纸，因为芙蓉在蜀中种植很普遍，张唐英《蜀梼杌》卷四记五代后蜀时，孟昶令在罗城上遍植芙蓉，高下参差，凡四十里，“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成都别名芙蓉城，即由此而来。薛涛笺采用这一原料，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价廉物美，受到时人的喜爱，并且也开启了蜀中抄楮皮纸的先河。

唐宋制笺，工艺上至少有三大创造。一是色彩更为丰富，《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记道：“蜀人造十色笺，凡十幅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夹夹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当染之际，弃置捶埋，堆盈左右，不胜其委顿。逮干，则光彩相宣，不可名也。”十色笺唐代已有，费著《笺纸谱》却将它归功于宋人谢景初，大概他对色笺的工艺有所革新，有曰：“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浦《寄弟》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另据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二所记，“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目”。二是砑花技术的运用，即以凹凸版在笺面上作压印，隐起图案，即所谓“拱版”、“挠花”。《笺纸谱》记道：“砑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陶穀《清异录》卷下也记道：“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三是暗花技术的运用，也就是通常说的“水纹纸”和“云石纹纸”。《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记道：“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亦有煮皂筴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于上，以姜揾之败散，以狸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鹜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须虚窗幽室，明槃净水，澄神虑而制之，则臻其妙也。”据钱存训先生《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说，“水纹纸”在欧洲最早应用是在公元一二八二年，而“云石纹纸”则是波斯人发明于公元一五五○年。如此说来，中国的这一造纸技术至少要早三五百年。

苏州制笺历史，有点扑朔迷离，难以详考。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九《土物》记道：“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以诸色粉和胶刷纸，隐以罗纹，然后砑花。唐皮、陆有倡和鱼笺诗云：‘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注：‘鱼子曰白萍。’此岂用鱼子邪？今法不传，或者纸纹细如鱼子耳。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唐代苏州是否产鱼子笺，并无其他证明，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诸州精纸”，则将它归入蜀产，所谓“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以后的情形，陈继儒在《妮古录》卷二里说：“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成花竹鳞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用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笺正用吴法。元有春膏、水玉两笺，魫色尤奇。又以茧纸作蜡色，两面光莹，多写《大藏经》，传流于世，故有宋笺、元笺之称。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虽便于用，而无古法。”这段话乃抄撮《吴郡志》、《姑苏志》诸书而来，需要作点说明，颜方叔乃南宋庆元间郡人，确以制笺擅名。但春膏、水玉两笺并非元代才有，南宋时就很为人所珍重了。

春膏笺最早见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说：“吴取越竹，以梅天淋水，令眼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其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又说：“吴门孙生造春膏纸，尤造其妙，予尝赋诗曰：‘膏润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碪寒捣玉，春几莹铺云。越地虽呈瑞。吴天乃策勋。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可见春膏笺出名虽晚，却后来居上。宋人多有咏春膏笺的，张鎡《寄春膏笺与何同叔监簿因成古体》诗曰：“苏州粉笺美如花，萍文霜粒古所夸。近年专制浅蜡色，软玉莹腻无纤瑕。盘门系缆高桥住，呼僮径访孙华铺。琱锼红碧任成堆，春膏且问如何去。乃知剡溪桃花黄，禇君同谱生殊乡。买来论担不计数，直候东风花草香。其时霡霂吹微雨，润物无声略胶土。展开千幅向晓空，渍染都匀始轻杵。捣成一色坚且明，幽具本岂钻公卿。要供海内觅句客，觅句只今谁有名。月湖老仙居胄监，诗好工夫到平淡，寄分聊当野人芹。莫充谏稿恐被焚，便将演纶登北门。”又，马廷鸾《次韵谢洁斋惠春膏纸》诗曰：“霜毫秃尽千枝竹，铜雀台荒死潘谷。哀哉四宝并成空，犹有老崖藤捣玉。青钱学士将相科，黑头刺史朱丹毂。怀银早去镇湖湘，掞藻端如起巴蜀。天乎岁晚椓斯文，往往长吟书短幅。云昏雨暗白龙笺，林密山深紫芝曲。凤楼谁助斧斤修，鱼网不禁尘土辱。我驰家畔楮先生，越薄吴腴此粗俗。铿金戛玉新有声，缝雾裁云岂堪录。向来交友文字间，矢往湍奔如撒菽。薄材那敢派江西，一寸诗肠愁万斛。”水玉笺亦见于诗咏，许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笺》诗曰：“百幅吴冰千蕊雪，对吟终日不成诗。忆君同在孤山下，商略春风弄笔时。”南宋时，太平老人《袖中锦》定“吴纸”为天下第一，春膏、玉水两笺大概就是代表。

北宋时，苏州还产一种薄纸，用于写信，尤其宜于密札，《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记道：“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南宋时，苏州笺纸的砑花也颇颇有名，李衡《砑花笺》便咏道：“三月江南花满枝，风轻帘幕燕初飞。游人休惜夜秉烛，杨柳阴浓春正归。”“崔嵬霜干欲凌云，俯映寒梢数尺春。须信苍然明信老，坐中客有散花人。” 还有一种湿红笺，陈师道《渔家傲·从叔父乞苏州湿红笺》词曰：“一舸姑苏风雨疾，吴笺满载红犹湿。色斗朝花光触日，人未识，街南小阮应先得。青入柳条初着色，溪梅已露春消息。拟作新词酬帝力，轻落笔，黄秦去后无强敌。”另外，苏州抄造经纸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李日华《六砚斋二笔》卷二记道：“《豹隐纪谈》云，枫桥旧名封桥，后因张继诗‘江枫渔火’句改枫桥。今天平寺藏经，多唐人书背，有‘封桥常住’字。” 张燕昌《金粟笺说》记道：“陆贯夫云，金粟山藏经笺造于苏州承天寺，此古老相传之说。今承天寺造纸，乃其遗制。”另据钱思元《吴门补乘》卷二记载，“纸作在承天寺前，专造还复纸”。“还复纸”也称“还魂纸”，就是将废纸重新打浆，再制新纸，这是一种废物利用的生产方式。高濂《燕闲清赏笺》卷中《论纸》还记道：“近日可用书者，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又新安新造仿宋藏经笺纸亦佳，吴中近一为之，但不如宋笺抄成坚韧，如缎帛有性，数百载流传，尚有揭开受用。若今仿效者，纸性终脆，久霉糊懈必松。”可见在仿制技术上，只是得其形似而已。

以上是关于苏州制笺的记载，零零碎碎，确乎也难成篇章。

迟在南宋，苏州制笺技术传入蜀中，蜀中仿制，称为“假苏笺”，费著《笺纸谱》记道：“仿姑苏作杂色粉纸曰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苏笺皆罗纹，惟骨柔薄耳，若加厚壮，则可胜苏笺也。”

金银色纸，唐代即已出现，李肇《翰林志》记道：“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所司印；凡吐蕃赞普书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钿函银锁；回纥可汗、新罗渤海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至宋依然，袁褧《枫窗小牍》卷下说：“皇朝玉牒多书以销金花白罗纸。”民间嫁娶亦用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说定亲时，“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宋代曾一度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色纸，《宋史·舆服志》记大中祥符元年下诏，“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禁绝，仍在民间流行，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本来蜀中金银色纸很盛行，景焕《牧竖闲谈》提到唐代蜀笺就有“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绫纹纸”等，及至南宋，大概技术滞后，只能借“假苏笺”出之。

金银色纸所用金银，有真假之别。假者乃取代用品，使之有金银之观，屠隆《纸墨笔砚谱》谈到它的制法：“用云母粉同苍朮、生姜、灯草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绢包揉洗，愈揉愈细，以绝细为甚佳。收时以绵纸数层置灰缸上，倾粉汁在上湮干。用五色笺将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粉调粉刷上花板，覆纸印花板上，不可重拓，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销银。若用姜黄煎汁，同白芨水调粉刷板，印之花如销金。”至于用真金银加工，沈从文先生在《谈金花笺》里说：“金花笺一般性加金技术处理，根据明清材料分析，大致不外三式：一、小片密集纸面如雨，通称‘销金’、‘屑金’或‘雨金’，即普通‘洒金’；二、大片分而纸面如雪片，则称‘大金片’，又通称‘片金’，一般也称‘洒金’；三、全部用金的，即称‘冷金’（在丝绸中则称为‘浑金’）。冷金中又分有纹、无纹二种，并有布纹、罗纹区别。这部门生产，宋明以来苏蜀工人都有贡献，贡献特别大的是苏州工人。纸绢生产属于苏州织造管辖范围，这是过去不知道的。”时至今日，苏州乃有制作洒金笺纸、洒金扇面的，只是产量不多罢了。

再说布纹和罗纹。抄纸用的纸模，由生丝等纵横交错织而成，呈网筛状，抄成纸后，贴近网筛的纸面上，会有经纬织纹，而抄纸时滤水的快慢，取决于网筛的疏密。网筛较密，则滤水较慢，成纸较厚，纸面上呈细密的布纹；网筛较稀，则滤水较快，成纸较薄，纸面上呈现稀疏的罗纹。我在富阳华宝斋看到过抄纸的过程，留下很深的印象。《笺纸谱》说的布纹和罗纹，也就是说苏州纸较厚，故有布纹，而“假苏笺”较薄，就只有罗纹了。

苏州纸又被称为“吴笺”，宋人用之，以为时尚。《天中记》卷三十八引《负暄杂录》曰：“若蜀笺、吴笺皆染捣而成，蜀笺重厚，不佳，今吴笺为胜。”有的并不是真正苏州所产，时人拈之入诗，也称“吴笺”，作为上好笺纸的代称，如谢逸《醉中排闷》诗曰“春来莫学虎头痴，趁取风光二月时。剩觅吴笺呼阿买，醉中准拟写新诗。”周南《读唐诗》诗曰：“一般生态几人描，砑尽吴笺秃尽毫。却是晩唐工状物，手调烟露染天膏。”周弼《闻友人过吴》诗曰：“诗囊挂在船篷上，吟过江枫落叶中。为恐吴笺题不尽，秋风先燥数堆红。”陆游最好“吴笺”两字，诗中屡屡见之，如《暮春》有“诗成绝恨知心少，自写吴笺寄故人”；《无题》有“箧有吴笺三万个，拟将细字写春愁“；《枕上作》有“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著句写清愁”；《闲吟》有“闲吟可是治愁药，一展吴笺万事忘”，真不胜枚举。“吴笺”也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苏州的文化影响。

再补说一件范成大的事。蜀纸由于质地厚重，一个壮夫只能背负五百番（张），再加上蜀道艰险，运销外地是比较困难的，而蜀中各衙门却都喜欢用轻细的徽纸、池纸或竹纸，因此这些外来的纸张卖价越来越高，每番竟高于地产纸的三倍。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就只用蜀纸，并责备下属诸司及州县衙门不用地产纸的习惯。这一方面是为了发展蜀中经济，另一方面也节省了政府办公开支，所以费著《笺纸谱》说：“范公用蜀纸，重所轻也，蜀人事上则不敢轻所重矣。”

在南宋石刻《平江图》上，乐桥之南有一条“纸廊巷”，“廊”是廊市的意思，“纸廊”也就是专营纸张的市场。当时的纸作坊，生产规模较小，大概都是前店后坊的格局。“纸廊巷”在卢熊《苏州府志》中有著录，王鏊《姑苏志》误作“纸郎巷”，至乾隆《吴县志》讹为“紫廊巷”，后又讹为“紫兰巷”。“紫兰巷”在二十年前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了，只能谨记其名，聊供苏州笺纸历史的一点回忆。

二○○四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