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讲“过程论”,遵义会议发生的转折,应看做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就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

◎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时,回顾党的历史讲了领导核心问题,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我以为这是讲“核心”的源头。后来主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时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邓小平同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就讲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说明,讲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思想,邓小平具有一贯性。

对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内海外都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上述讲遵义会议与系列会议的关系,说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前些年的回忆材料讲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