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势”。

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

“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

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个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他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因此,那种将毛泽东描写成是靠玩弄政治权术,踏踩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这样那样的党史演义著作,是不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主线的。

◎ 遵义会议与党的历史分期

在党的90多个春秋的发展历史上,曾被称为重要历史转折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党的会议。除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1927年的八七会议。这三次会议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各不相同。八七会议的转折作用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里存而不论。

前已指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的两个伟大转折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两者还有相异之处。这里着重讲讲相异之处,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的界碑,由此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遵义会议却没有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在比较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时,经常碰到这样的疑问。

遵义会议既然是党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党的民主革命历史不以遵义会议为分期界线？我以为,要弄清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党的历史进程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是党内路线斗争。

比如党的民主革命历史,过去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将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了。显然,这些历史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同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个别时期有关系。土地革命战争10年,按照过去说法,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现在淡化路线斗争,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来划分,那就是路线斗争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