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凡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认识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会对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成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分水岭,就是因为此前此后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开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一系列新方针政策,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遵义会议不是这个情况,只是解决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既没有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没能成为党的历史分期的界碑。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分期,都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

第三，党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转折是既有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这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义会议这样不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不能对两者作简单的类比,既不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而要使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也不要因为遵义会议不是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而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界碑。评价遵义会议的科学历史观,这也算一个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