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不只是检讨,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党和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历史决议的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说,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说:在赣南会议上,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张闻天在第二次发言中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此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采纳了张闻天的这个观点,后来的历史决议也写进了这个思想。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去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他代表了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陈云的这个意见即被中央采纳,在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时,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他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思想也写进了历史决议。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健在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只能对日本一面战争,不能同蒋介石闹摩擦;与蒋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这次会议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了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胡乔木继续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整风会议与两年前的整风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区别。那次会议虽是在皖南事变后召开的,但召开时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对于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在外部条件上提供了较为平和的环境。这次整风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涉及的人更多,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