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他还讲了方法论问题,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作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这样才能认识错误,轻装前进。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又结合两个宗派问题作了检讨发言。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前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2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做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澍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在这阶段会议上,一些同志对犯过错误同志的检查,特别是对周恩来等的检查提意见,有不少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闻天、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主义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这样评论过头、“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空气,也给检查者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而言,会议还没有出现30年代党内斗争的那种无情打击和“逼供信”现象。因此,讲毛泽东怎样搞残酷斗争、打击别人的说法缺乏确凿的史实根据。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在此前的休会期间,与会者学习了中央规定的7本马列书籍。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