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少数著作中出现了一种“贬周”的倾向,对周恩来提出一些非议,比如所谓“愚忠”、“表里不一”以及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作用等问题。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辨析。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这不是“愚忠”，正是“精忠”,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愚忠”之说完全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关系封建化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的是“治乱”力量,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做工作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从周恩来的出身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他的革命操守和党性修养、他所从事各种斗争和领导的各项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这里,笔者归纳了非议周恩来的几种说法进行辨析。

◎ 关于所谓“愚忠”的问题

所谓“愚忠”,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向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如果讲“愚忠”——实乃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忠”,这是“忠”的思想中首要的、基本的内涵。他之所以能始终不渝地“相忍为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折不扣地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于他坚守了这一点——对党、对人民“既忠且愚”,准确地说是“既忠且精”!它令人无限敬仰,也是“周恩来精神”之真谛所在。

在周恩来的“忠”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党的领袖有迷信,有守“君臣之道”的意味呢？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而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在党内产生迷信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这就提供了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对周恩来而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不只是他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包括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革”期间,周对毛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在党内产生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若是客观地、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的“愚忠”,因为“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