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主导党内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的绝非恩怨、权谋之类。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如此,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过程中,尽管遭受过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但它仍然坚如磐石,没有分崩离析。在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之后,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怎么来解读这段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革命精神……一言以蔽之,不讲共产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

◎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作用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也有一些错误评论。这里首先有个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十年浩劫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殃受罪。这是就结果而言。同时也不能不全面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起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毛泽东来说,发动“文革”无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最根本的还是他认为要“反修防修”,这样才能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要打倒的是那些被认为有可能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和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的同时,还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的批评和揭露,为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还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等等。“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所以1981年《历史决议》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历史证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