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口政策(7)

后人口转变迎来新改革机遇 作者:田雪原


他指出早婚有"五害":一害于养生,有碍父母身体健康;二害于传种,有碍后代的成长;三害于养蒙,有碍子女的教养;四害于修学,有碍子女后代的学习;五害于国计,有碍国计民生。他从东西方对比中,发现愈是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是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的普遍规律,主张用晚婚提高人口质量。但他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实属杜撰";积极和消极预防之法,"亦不可行"。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中国人口变动。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不能吞并中国,"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所消化,还要灭种"。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10页。但是孙中山并不主张大量增加人口,有时还对中国人口过多产生某些忧虑。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有他们的人口思想。陈独秀曾发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李大钊曾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论著。他们二人都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列举中外人口增长事实加以反驳;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是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是生活资料分配不均,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资本家占有工厂生产资料造成的;强调革命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抨击马尔萨斯不在解决失业上寻找办法,却用限制人口来解决,是"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拙劣行为。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一股社会学派节制主义热潮。1918年陈长蘅出版《中国人口论》一书,后又发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接着许仕廉发表《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陈达在《北平晨报》上创办《人口副刊》,后又出版《人口问题》一书;还有吴景超、李景汉等,也纷纷发表文章,一股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兴起。他们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一是赞同马尔萨斯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论断,认为我国人口已经超过"适中人口密度",甚至达到"人满"的程度陈长蘅《中国人口论》,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18。。二是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陈达在《人口问题》中认为陈达《人口问题》,第307~308页,商务印书馆,1934。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必然导致人口品质降低。主张少生和优生,发展教育和科学,实行一男一女"一枝花"最多"两枝花"制。三是实行节育。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有治标与治本两种办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移民、公共卫生事业等,属于治标一类;提倡迟婚和节制生育,才是最有效的治本的办法。不难看出,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相继出版和发表起到了传播作用;同时有些观点,如适中人口密度、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等,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然而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局限在学术领域,没有引起更多人关注。长期以来,"多子多福"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人口文化,直接催生出"多生多育"的人口生育政策。

2 直接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

我们之所以花一点儿篇幅讨论历史上的人口思想,是因为古往今来任何社会政策,均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的反映。弄清楚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多子多福"人口思想的来龙去脉,如何深入民众,博得民心,才能摸准封建帝国人口政策的脉搏。尽管从战国起就有韩非等反主流人口思想异样声音存在,但是从这种"小国寡民"到清朝洪亮吉和汪士铎,以及20世纪前期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对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口政策说来始终未能进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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