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将"多子"与"多福"联系起来，明示增加人口的目的性。人们为什么追求"多子"？归根到底是为了"多福"，把"多子"与"多福"作为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深入民心。这一理念之所以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两千多年中生产工具无疑有不小进步，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但基本上是手工工具这一点没有改变，发明创造都是小打小闹，没有发明制造出任何机器工具。驱动力也主要来自人、畜的力量，少许借助水、风等的自然力量。手工工具可以看作人的体能有限度的延长、外在化和物质化，在劳动力、劳动资料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始终居于主体和支配的地位。建立在男耕女织基础上的农耕家庭经济，劳动力主要是指男性劳动力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成为家庭致富的决定性要素；打造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人口和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怎样，则是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无论从微观家庭还是从宏观国家角度讲，多生多育、人丁兴旺都是国富民强的基本要素，最重要的力量。"多子"同"多福"密切相关，二者可以等量齐观。

其二，纳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多子多福"成为一种富有震撼力的人口文化。孔孟将庶众人口思想置于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礼-孝-庶-仁清晰地表明一条合乎逻辑思维的路线图；孔孟之道经过董仲舒和二程、朱熹等的整理、补充和系统化，变成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教条，"多子多福"人口观被纳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一类封建礼教之中，成为不可逾越的伦理道德界限。封建地主阶级大力渲染这一伦理规范，通过续家谱、建祠堂、建贞节牌坊以及小说、戏剧等形式，烘托"多子多福"人口思想的感染力，提升约束力，增强聚合力，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宗教式的人口文化。"多福"不仅指家庭父母物质利益上的"福"，还指精神荣誉感上的"福"--只有多做好事、善事、多积德，才能修来多子的福分；如果德行不好或积德不够，就要无子绝后，成为不孝之人。这种观念一旦树立起来，就在无形、无声、无息之中，唤起民众强烈的生育欲望，主要是生育男孩子的欲望。

其三，拓宽人口庶众视野，涉足更多相关领域。孔孟庶众人口思想，主要从人口数量、性别、教育、流动等方面阐发；"多子多福"人口观涉及婚姻、生育、家庭、家族、职业、健康、伦理、道德、户籍、统计、天文、地理、土地和人丁税收等诸多领域。有些论著，如"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中有关人口户籍等篇章，已成为人口文献中的经典；有些论著虽然够不上人口专著，但是针对当时比较尖锐的人口问题展开的论述，体现了人口学具有的边缘、交叉学科性质，提升了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人口问题总是同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同土地、田赋、丁税、战争等交织在一起，成为改朝换代、兴衰交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到了近代，"多子多福"人口生育观受到冲击，发生某些变化。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从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自然规律中受到启发，在《原强》、《保种余义》中说：中国人口虽众，但是"文化未开"，人口素质低和生育繁盛并存，是必须解决的人口问题。提出"开民智"，限制婚配，学习西方"择种留良"倡导优生。梁启超将人口纳入改良新政视野，在《禁早婚议》、《饮冰室合集》中，也阐述了倡导晚婚、禁止早婚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