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确实战果辉煌。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从1931年到1933年，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总计：击溃敌军78万，消灭31.6万，俘虏19.6万，缴获武器16.57万、无线电台19架。这时间浙赣苏区扩大了，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联结，增地10万平方公里。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300万。接着中央红军又增兵30万。

然而蒋介石也是一个军事高手，并非轻易就能对付的。他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一套新兵法，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引用古人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提出：“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然后挑出一方之良，以锄一方之莠。”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同时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设立保安队。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大量发行公债、纸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和美国教官讲授“围剿”兵法，他本人也亲自授课。而且还大肆征兵，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以每月60万元巨资，拉拢广东军阀陈济棠，让其加入“剿共”以堵红军退路。还特别从希特勒那里请来德国高级军事顾问赛克特来为他当参谋。

万事俱备。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声势浩大、震惊世界的第五次大“围剿”。整个空间安排周密，空中、地上，四面八方向根据地推进，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西路何健、北路顾祝同，他们走一路便扎寨、修碉堡；再走一阵，再扎寨，再修碉堡，步步为营，碉堡推进。这“堡垒主义”果真厉害，至1934年1月，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

面对这一泰山压顶的严峻局面，王明、博古一伙“左”倾人物却大唱高调反调，指责毛泽东搞游击主义，公然反对毛泽东的兵法，而强调什么作战的正规化。他们否认红军弱于敌军的事实，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方针，而主张战略和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战争形式上，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在战役战术上，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运动迂回，主张“短促突击”；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

而这许多歪主意，实际上是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提出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知道死搬硬套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任。因此，李德、博古实际上就成了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这时，毛泽东在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已被这伙极“左”人物取代，他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心里非常明白，红军在敌人的严重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

毛泽东根据大军压境的势头，仍然提出了破敌的兵法。他对一些军队的领导说：“现在应把主力抽下去，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