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东又说道：“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要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在会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而且，尤其当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被迫调兵南下，正是红军在浙南、闽北伏击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主力的良好时机，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套上乘兵法，指出应乘此机会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在无碉堡地区作战，迫使蒋军回援浙江，既破坏了向江南的围剿，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一举两得。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兑现。博古等喝过洋墨水的“左”倾人物视毛泽东为“土包子”，竭力反对毛泽东的兵法，对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全置若罔闻。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心情十分郁闷。他已不住在东华山了，搬到了瑞金沙洲坝元太屋。屋前有一株百年历史的大樟树。他常来到这株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难平。他这时早无兵权，但依然心系战场。当“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越来越糟的时候，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

毛泽东在军事上虽已没有了发言权，但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寻找机会不断力陈自己正确的用兵之道。

然而博古、李德一伙硬是不听，仍然继续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结果，由于敌我兵力、武器装备悬殊，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不是打成顶牛，就是撤退。

我们知道，博古是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德又是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外国人。这俩外行人凑在一起，指挥红军作战，真是可悲可叹！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进攻，开始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作战。

当时红军闽赣军区司令部驻守黎川，因军区主力部队全部被抽调整去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守城部队仅有一个70余人的教导队，实际上是一座空城。因此国民党军很快就占领了黎川。

这时，博古、李德才急忙命令入闽作战的三军团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以保住根据地北面的“国门”。

红三军团抵达黎川地区后，本应收缩兵力避敌锋芒，待机而战，博古、李德却强迫红军强攻黎川北面的硝石。

红军连续进攻四天未能攻克，反而陷入敌人的堡垒群中，遭受密集火力射击，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斗。

进攻硝石失利，使红军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权。后来毛泽东对这种笨拙的兵法，给予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蒋介石初战得手，欣喜万分，立即命令各部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继续构筑严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稳扎稳打。

博古、李德无视初战失利，又乱作主张，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资溪桥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