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欧洲所采取与美国的互动关系，和它在亚洲的立场有所不同。苏联以主动的方式在欧洲发展，例如，它主动挑起柏林危机。不过，苏联在亚洲策略则是消极的涉入中国内政。而美国却是延续战时它在东亚的策略，积极希望在东亚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总之，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欧洲第一”排挤效应下，忽略了中国甚至是亚洲遭受共党赤化的危机。

（二）中国内部冲突加剧

从1947 年初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重大的转折，他了解到国共的和平谈判接近全面崩溃的地步，双方武力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所以，美国政府要面对一项严肃的课题，即美国是否愿意为援助国府而涉入中国的内战？美国必须同时考虑中共有可能在未来打败国府占领中国。关于这一点，驻重庆总领事柯乐博（O. Edmund Clubb）在1947 年8 月28 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共是有可能打败国府。b 在1947 年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在急遽的衰退。1947 年5 月30 日，美国驻沈阳领

事馆就指出东北的危机：

过去两个月以来，国军之士气加速降落……愤怼与失败主义的心理，已在国军各级官兵中普遍产生，进而出现叛逃的情事……共军在数量上已取得优势……以国军士气之低落达于顶点，已足使共军随时可能攫取整个东北。

国府不只是在军事上处于危境之中，即使国内经济上亦是岌岌可危。总之，中国这两年的局势发展令华府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三）对华政策的争辩

这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总是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马歇尔主导下的国务院，基于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和国际现实的考量，倾向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对抗中共。1947 年6 月20 日，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报告，就指明美国不宜直接军援中国。质言之，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是现实主义，加上传统不干涉的原则。所以，当马歇尔返美之后，即刻把派驻在华北的四万五千名陆战队员，骤减至只留四千余名在青岛。c 华府的企图就是希望把中国内部的纠葛“中国化”，让国共双方自行解决彼此的纠纷。

不过与国务院主张的现实主义，同时存在的是理想主义。《杜鲁门传》的作者麦克洛夫（David McCullough）对理想主义有一段描述：

广大的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有一分情感。数个世代以来，孩子们在上主日学校时，总是会顺手奉献一些钱，支持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赛珍珠（Pearl Buck）描述有关于中国农民的书籍，曾经深探打动众多美国人的心灵。

就是此种对于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促使美国政府不能轻言放弃中国。

中国集团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代表之一，这个集团在美国拥有庞大的势力，其成员涵盖面非常广泛，除国会议员之外，尚有商界、文化界人士。中国集团对于1946 年美国政府的对华武器禁运，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趁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进行时，不断地在国会与社会大众之中进行游说，制造援华的舆论，逼迫华府也必须给国府积极的援助，此外它亦不遗余力的替国民政府募集大批金钱。

就是因为杜鲁门总统需要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士支持他的援欧计划，同时，他也担心一旦不给予中国援助，可能会妨碍到援欧计划。此考虑下，杜鲁门政府就在1947 年的“临时援助法案”（Interim Aid Bill）中，同意对欧洲援助时，亦提拨六千万美元给中国。

总之，1947 ～ 1948 年的对华政策，就在欧洲危机、中国内部冲突、以及对华政策的争辩，三项原因交错下，造成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举棋不定。一方面，华府急欲脱离对中国的纠葛，另一方面又在外交策略和舆论的压力下，逼使杜鲁门必须援助国府，以安抚反对派人士。既然美国无法轻言脱离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可是它又不愿直接卷入中国内政的漩涡之中，所以在马歇尔的主导下，国务院采取一项折中的办法：决定使用有限度的，次要的方式援助国民政府，此亦成为日后两年美国对华外交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