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从表面上看是要纠正西方人在存在论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即误将存在者理解为存在，实际上却是忘记了存在，因而海德格尔要重新提出存在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以纠正西方哲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错误。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这部著作的确只是一部“纯哲学”甚至“纯理论”的著作，不会在哲学圈子之外都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恰好证明了黑格尔“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的说法。这才使得这部著作至今不仅在哲学界，而且也在哲学圈子之外被人广泛阅读和讨论。

海德格尔一再向世人表白，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存在的问题竟然会是西方文化（至少在海德格尔看来）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知道，“存在”（Sein）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有系词、表真、表存有这三种基本功能。作为西方哲学拱心石的存在论，就是基于“存在”这个词的这三种基本功能。传统西方存在论最热衷讨论的问题大都是“某某东西是否存在？”例如，上帝是否存在？物质是否存在？心灵是否独立存在？身体是否独立存在？像自然事物这样的外部事物是否存在？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客观存在？等等。不管这些问题本身是否合理，人们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显然似乎都已经知道“存在”是什么意思，即知道了存在的意义，否则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显然看到了存在的意义问题对于存在论或者说形而上学问题的根本意义，他特意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无论什么东西存在，它要么是一种基本的存在者，即所谓prote ousia（原初存在者），要么就是取决于这种原初存在者的某种派生的特征或属性。因此，他认为原初存在者绝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的谓语，而只能被别的事物来述谓。例如，“苏格拉底是有教养的”，其中“有教养的”是谓语，而“苏格拉底”是原初存在者。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路对后来西方存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这个思路影响下，后来的西方存在论问题一般集中讨论存在事物的类，如物质还是精神或观念等，以及它们存在方式的规定。例如，笛卡尔就不仅要问物质实体是否存在，还告诉我们这种实体存在的方式是占有空间，即广延性。（Cf．Michael Gelven，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 s Being and Time，  Dekalb，Illinois：Northern Illinios University Press，1989，p．7．）

可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笛卡尔，都没有触及存在论的真正问题，这就是： 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涉及的不是何种存在存在，或它们的存在方式，而是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很显然，传统存在论的种种问题应该是基于这个问题之上的，否则它们将没有合法性。这是由“存在”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决定的。从表面上看，再没有什么问题比存在问题更抽象了，可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最具体和当下的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大学”，人们会回答说，大学就是一个由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办公楼、宿舍楼和校园等合为一个整体的建筑群。我们会发现，我们平时就是按照这个对大学的描述来认出大学的。可再一想，如果没有对教学和科研乃至教育这些存在方式，也就是它们的意义的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根据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这些存在者来认出大学这个存在者。也就是说，不理解高等教育（包括一般课程、讨论班、科研及其他与高等教育有关的人类活动）的意义，就不可能理解（认出）大学。在此而言，存在之意义要先于存在者。意义最终解释存在者。在决定某物是否存在时，首先要求助于存在的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