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是一个对自己的哲学非常认真的哲学家，尽管《存在与时间》一出版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却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对这部著作加以检讨和反思。这些检讨和反思有些表现为他在他自己的《存在与时间》的样书上写的大量旁注（Randbemerkungen），这些旁注写作的年月从1929年直到海德格尔晚年。海德格尔后来委托他的《全集》主要编纂者之一冯·赫尔曼教授根据他的指示选了437条旁注作为附录于1977年和《全集》版的《存在与时间》（《全集》第2卷）一起出版。之后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单行本也有了这个附录。鉴于海德格尔的这些旁注对理解《存在与时间》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都非常重要，而《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没有这个附录，本书在诠释这些旁注出现的相关段落时尽可能加入了这些旁注。读者通过这些旁注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后来是如何进一步解释或反思这些相关段落或文字的。

经典诠释不是随意的事，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本书遵循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是“以海解海”，也就是用海德格尔在不同上下文或不同文本中相似的话语来解释有关的文本。陈寅恪先生在给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写的序中说：“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著之，则为不解之谜矣。”陈寅恪：“论语疏证序”，载杨树达： 《论语疏证》，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5年，页一。海德格尔的话“简”算不上，“奥”却名副其实。只有参照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才能确定他的意旨所在。另外，本书也坚持哲学释义学的解释立场： 没有“客观惟一的”解释，但有合理的解释。所谓合理的解释，就是要符合作者的一贯思想和根本立场。在此前提下，阐释者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的。经典诠释的目的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引导读者进入作者和文本的思想世界。

《存在与时间》早已有中译本，并且经译者多次订正，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然而，翻译总是带有译者一定的理解与解释，由于本书的作者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在个别地方与该书中文译者不尽相同，所以本书应用的原文基本都是作者自己的翻译。也因此，本书中引用《存在与时间》采用的是该书德文原版的页码（以页边码表示），以使懂德文的读者可以随时对照原文。但出于释义的需要，本书有时会将原书意义丰富且较长的段落分成几个自然段来解释，因此，释义的自然段与原书的自然段并不一致。另外，非当前页的引文会注明原书页码。

《存在与时间》原书中用斜体字引出的部分在本《释义》中一般用着重点来表示，但有时为了指出海德格尔的强调而说“海德格尔在此处用斜体字表示……”时，为了与这种叙述一致，也用斜体字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