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1960年总统大选败于约翰·肯尼迪之手，以及1962年加州州长选战那更为难堪的挫败之后，整个60年代，尼克松都在耕耘他不被外界看好的政治生涯。尼克松持续在他最钟爱的公共政策领域，即外交关系，构思新见解。1967年夏，尼克松受邀前往加州，于波希米亚林园（Bohemian Grove）发表“湖滨演说”（Lakeside Speech），这类机构大概也只能在北美地区生存。显贵之人在精心雕琢的田园奢华环境里，享受文艺和质朴的冥思生活。尼克松日后表示，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演讲——“是我迈向总统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后来以“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闻名的理论中，尼克松称，美国已没有余力再为其他国家打仗了。美国虽应继续伸出援手，但美国的盟邦也必须设法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发展也有鼓舞人心的迹象。苏联虽不遗余力地想要赤化世界，但却不想与美国展开大战。再者，共产主义阵营的铜墙铁壁已开始松动，中国与苏联出现嫌隙。尼克松日后见到周恩来时，他告诉周恩来，在60年代离开公职岗位周游各国时，他就有了这番体悟。

外界，特别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总认为尼克松是20世纪后期唯一能够趁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之际坐收渔利，并突破中美僵化关系的美国总统。这时，英雄与时势相得益彰。尼克松曾告诉访问者，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轻轻推动历史巨轮”。美国拒绝与亚洲大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交往，是没有道理的。诚如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所述：“展望未来，我们不能再让中国永远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中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滋生恨意，威胁邻邦。”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比较中，尼克松表示与中国交往就好比同美国贫民区的黑人打交道：“必须压制两者潜藏的毁灭性力量，将其不法的元素导向合法的正途；并开启对话的渠道。”短期来说，仍必须遏制中国；但长期而论，还是应该把中国拉回国际大家庭。尼克松的文章并未流露出任何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也没有妄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在一夕之间改变。直到当上总统后，尼克松的想法才渐趋乐观。在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反复提醒放任中国自绝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危险。他甚至在1969年元月的就职演讲中迂回地说：“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即观念的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的开放，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人应活在忿忿不平的孤立中。”

到了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均了解世界局势已不同于以往，而他们都需要新的朋友。尼克松多年后写道：“对双方而言，关系的改善乃是时势所趋，与两国由谁主政无关。”美国政治已不再像50年代那般，美国人民也不再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如水火，引以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