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所乐见的。他们俩都藐视国务院，认为国务院里充斥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学者、自由派人士，就基辛格的角度来看，还有竞争对手。1971年，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商讨南亚重大危机时，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国务院该死；就让他们去为这些小事伤透脑筋吧。”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不能把重大外交秘密或构想托付给国务院，因为国务院既无法迅速反应，也没有能力守住消息。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中，国务院是个颟顸、驽钝和冗员充斥的官僚机构。“我用五个人就敲开了中国大门。”基辛格喜欢这么形容。基辛格入阁的头一年，有位资深的国务院官员回忆说：“尼克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小演讲，高谈我们的工作以及他将如何执行外交政策。”总统还附带说道：“过去二十五年来，我认为国务院没有发展出什么新观念。”这样的认知让基辛格心有戚戚焉，同时大肆宣扬。“政策精髓与官僚精神根本就是势不两立。”基辛格在他论梅特涅和卡苏里勋爵的书里如是写道。决策者必须大胆冒险，而官僚的本性就是在例行程序中寻找避风港。基辛格想方设法独挑大梁，要把国务院排除在尼克松中国行的筹划之外，同时确保国务院代表们在尼克松总统的中国行中，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1971年10月的北京行期间，基辛格告诉查平，他至今尚未处理好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让国务卿罗杰斯不出席各项会议……”

此刻，这2月天的钓鱼台，国务卿罗杰斯和幕僚住在距尼克松别墅几百米外的小楼。当时与尼克松下榻同处的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中国人十分清楚美国行政部门内怪异的制衡现象，于是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炮制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实体鸿沟。”中国人若不了解国务院与基辛格之间的矛盾，他也乐于在每个可能的场合向中国人透露实情。在1971年的那次中国行，基辛格已向周恩来诉说和美国官员打交道的难为之处。他语带诙谐地抱怨说：“我们没有‘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国家还存在臃肿，带有几分散漫，不知三缄其口的官僚体系。”基辛格告诉中方，他们应撇开国务院代表，直接和他讨论诸如台湾、中苏关系之类的重大议题。国务院官员也不必介入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诚如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的：“若能巧妙地把不会与毛主席、总统会晤的人士排除在外，对我将是莫大的帮助。”

国务院的官员处境尴尬，他们一方面折服于基辛格的聪明才智，还有他折冲樽俎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对基辛格从中作梗、不让国务院参与重大国事，感到愤怒。诚如国务院某位官员的评论，“新娘若不是基辛格，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任何婚礼了”。据尼克松总统任内职司东亚、太平洋事务的格林之见，最好的基辛格，“诡计多端、能言善道，是个谋略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