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对《泰坦尼克号》的即刻反应主要集中在分析它与以前故事版本的区别，因而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便是，虽然它对性别和阶级方面作出了改动，但是其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很保守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结尾部分，它与电影中对传统性别观点作出的改动相反；另一方面，当其承认新思想到来必然性的同时，影片又充满了一种怀旧感染力，一种哀悼旧社会秩序衰落的情调。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为重新建造轮船而花费的大量精力和财力上，这至今都是该部电影让人最难忘记的成就之一。电影中对高等舱中人物批判性的刻画却又无法掩盖电影镜头在豪华奢侈的特等舱和公用大厅间的徘徊，以及对失去这艘漂亮而又豪华的客轮的惋惜。电影对民族主义的处理也可以体现这点。电影通过塑造两个群体的对立，来彰显其对自由主义的支持。然而，一旦深入观察，这种信奉却是十分浅显的。肖恩·雷德蒙写到：“影片中所刻画的卡利登那种负面、英国化的白人资本家形象，被安置到两种对立面中。一个与之对立的便是罗斯那种不易捕捉到的美国化的自由白人形象，另一个则是放荡不羁的拥有两者都没有的特点的杰克。”因而，这部电影并不存在种族差异。它尝试揭露和批判的只是阶级间的偏见，而它呈现的只是19世纪下半叶的种族差异，并将“其他种族”仅仅局限于爱尔兰和意大利角色。这些角色也只是被塑造成众所周知的那种形象——精力充沛的意大利人和热爱跳舞的爱尔兰人，而他们之间真正意义深刻的文化差异却被抹掉了。

为了与其对社会和种族差异性的描述保持一致，《泰坦尼克号》赋予贫穷浪漫色彩。它展示给人们，三等舱内的人们虽然穷却比那些束缚自己感情的高等舱乘客快乐，而船上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派对”，也只能在低等舱中捕捉到。通过继承而得到的财产是腐败的象征，而通过自身奋斗而成就的有钱人如莫丽·布朗，以及绅士打扮前往头等舱吃晚餐的杰克却不被认为带有此类特征。这样，电影将美国塑造成一块简单而无争议的人人机会平等的大陆。我们在电影中最后一次看到年轻的罗斯是当卡帕西亚号驶入纽约港时。卡梅隆随即将镜头切向了容光焕发的自由女神像，缓和了船上悲伤的气氛，并预示着它将给罗斯的未来带来新希望和可能，然而没有这些罗斯也将坚强地活下去。卡梅隆剥去这座雕像本来的含义而将其转变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象征。这也完成了电影中泰坦尼克号悲剧故事由英国角度向美国角度的转变。因看到三等舱乘客在沉船时所受到的待遇而产生的愤怒，都因这种“美国梦”的重申而消失殆尽。在这种宣扬中，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异都是可以克服的，因而这种差异是无任何影响的。

《泰坦尼克号》刚刚上映时让人们感觉它对原故事进行了大量改编，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部电影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改编那么多。相反，它只是简单地将1912年超级大国英国的主流文化观念替换成了1997年超级大国美国的主流文化思想。而除去电影，泰坦尼克号故事仍活跃在主流文化中的另一个体现便是，它被用于一种修辞手法——暗喻，并且常见于幽默中。《洋葱》讽刺小报在其1999年出版的《我们无言的历史》一书中转载了一篇有关那次沉船的评论，名为“世界上最大的比喻手法撞上了冰山”。而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比喻也会用在较为严肃的场合。尤其是这样一句话“重新整理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座椅”，它的意思为做某事或修理某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即将被其他事件所代替或者东西已错过了修理的时间。这句话在最近几年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如果用谷歌搜索此句，那么将产生近100万的搜索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