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

安斯特鲁瑟评论道：“一切都再普通不过了，都是日常事务。我坐在那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态度表明，英国人不情愿评论船长和船员的行为，

也不愿提及傲慢自大和粗心大意是导致轮船撞上冰山的一个原因。如一位记者所言，这次灾难是“各种绝无仅有的情况混合而成的产物”。这样看待这场灾难，会让人们心里多一些慰藉。这种情绪不仅见于大众舆论，在更清醒的学院派作品中也可见到。史学家R.H. 格雷登在其1912年的作品《现在英国人类史》里称这场灾难“未能预知”，也“无法预知”。他在结尾中这样写到：“这场灾难引发的所有对人性失败的疑问直到现在或许还是未解之谜。”他的话中没有丝毫指责的意味。

英国人对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保守态度来自于当时国际形势下整个国家缺乏安全感。英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们长期的海上霸主地位正日益受到挑战，所以任何对于英国船只的航行能力及其水手的航海技术的评论都能使他们如临大敌。与美国人对沉船事件的疑问和讨论不同的是，英国人的反应在性质上极其相似。他们认为，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和全体船员充分表现出了骑士风度与敬业精神，在生死关头，他们临危不惧，静候上天的安排；整个事件是不幸的，也是无法预知的。同时代的英国人应该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践行了不列颠的英雄传统，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表明，数百年来，这种英雄传统丝毫没有减损。

在英国，全国上下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叙述众口一词，这种叙述从来没有受到挑战。与美国恰恰相反，英国几乎没有明显的泰坦尼克号修正论。而在美国，沃尔特·劳德的经典著作《值得铭记的一夜》（1955）， 第一次努力观照了三等舱乘客的命运。更近几年，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卖座大片则完全颠覆了传统视角对阶级关系的解读，三等舱的乘客被塑造成英雄，而头等舱的乘客成了卑鄙小人。几乎与此同时，辛西娅·巴斯的小说《处女航》（1995）则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虚构了沙莫·乔丹这个人物，身为一名美国女性政权论者的儿子，在沉船前后，他不得不面对“妇女儿童优先”所引发的道德争端。而在英国却没有类似作品出现，那个保守的标准沉船故事范本依然不可撼动地流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