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灾难之后，莫莉·布朗成了独一无二的美国英雄。妇女们认为她是一个强大的女性，敢于冲破社会赋予她的角色，在沉船的时候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男性气概。而男人们认为正因为有了她这种坚强不屈的个人主义精神，才有了西部的开发和美国的强大。然而，似乎不管怎么伪装，布朗都不能得到英国观众的喜爱。在英国，要是发生泰坦尼克号这样的事件，女性的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同样戴上英雄主义光环的。诺艾尔·莱斯利·露斯伯爵夫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也像布朗那样，表现出同样的英雄气概，她给8号救生艇掌舵，这样，能干的海员和船的指挥托马斯·琼斯就能够去划桨。之后他告诉《球体》：“当我看到她自控的方式，听到她安静坚定跟别人说话的方式，我就觉得她比船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更有英雄气概。

然而露斯伯爵夫人并没有像在美国的布朗那样，她从未受过英国媒体和公众的拥戴。因为在英国，就泰坦尼克号灾难而言，英雄主义的冠冕只能授予男性。那首流行曲《做英国人》重复强调着在泰坦尼克号上“男人们都表现得像个男人”。这就表明不但泰坦尼克号的英雄们必须是男人，他们也必须有“男人”一样的气概。这个字眼被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在《尚克林卫》中，康广告》里，詹姆斯·辛普森表示英雄主义和男性主义是并存的：“成千上万的有骑士风范的男子们，齐刷刷地站在一边，让那些快被海浪吞噬的弱者得到获救的机会。”

然而具体来说，在1912年的英国，做一个“男子气概”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男子气概的概念发生了质变，从以前的强调虔诚、真诚和智慧转为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斯巴达男子”，有着禁欲主义、肉体磨练的特征。这个新的男子气概的特质起源于从晚期维多利亚公学发展起来的一个观点，在那儿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锻炼取代了传统的以课程为中心的学术领域。运动和其他形式的身体活动比智力发展更受欢迎。1857年，《观察者》描述汤姆·布朗是当今公立学校最理想的男孩，是纯英国男孩。他充满了善良、勇气、活力和欢乐。他虽然不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但他是顶级的板球运动员、爬山者和游泳健将。他擅长足球，且毫不畏惧。这与动不动就找借口打架绝对是截然相反的。男孩们都想遵从这样的典范。1865年，《都柏林审查》中写道：“公学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在很多方面，这个世界是一个大的公学。它所提供的训练井然有序，可以用力捶打，但是不允许多愁善感。”被灌输这种思想的男孩离开学校之后，发现很难适应结婚和家庭生活，因为这样的角色与之前灌输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特征相矛盾。他们担心陪伴女人过多会使她们变得娇气，所以他们把自己沉浸在大男子主义的酒吧里，建造了很多具备男性特质的房子，像图书馆、吸烟室和台球室。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的男性领域，年轻的男人逃往国外，在皇室找工作。

男子气概的这种新概念不局限于社会名流，对于下一级的人来说，这种观点都被渗透在了爱德华社会里。渗透这些思想的机构，像童子军，要求为了国家和皇室的利益，男子必须放弃安逸和欲望。在《成长的哲理》中，罗伯特·贝登堡直言不讳地说：“上帝创造了人，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们急需锻炼我国的男孩以延续这样的男子气概，而不是堕落成一个软弱、邋遢、嗜烟的国家。”这个观点被当代文学中主要的部分——冒险小说广为传播。如果男人不能在皇室扎根，那他至少必须会读懂皇室提供的有关男子主义世界的东西。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哈格德、亨迪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如果男人被女人或者家庭所束缚，他就会爆发，想要进入一种说不出的不受阻碍的环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