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哈特利和安德鲁斯想要成为英雄，就必须遵守当代男子英雄主义的规定。在泰坦尼克号灾难的一些方面，对他们的描述显露出了大量爱德华男子气概观念的印记。首先，他们必须尽责做他们该做的，直到痛苦的最后。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大家一致接受的版本是：他们三个人一直在尽他们所能——发无线电信号，演奏音乐，竭尽全力地拯救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责任”这个词是泰坦尼克号英雄主义定义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查尔斯·戴维森写道：“他们尽心尽责了，而且死得像个真正的英雄。”汉德森在《凯斯内斯速递》中写道：“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消失，他们依然尽心尽责，死而无憾。”

“责任”不仅与男子气概紧密相连，而且也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泰坦尼克号的英雄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实现了国家的价值，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波顿报》中，威廉·克莱尔写道：“因为有了黑色的云层，灰暗时代的银色光圈才显得更为闪亮！英国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黑暗中的责任才是至高无上的！”

菲利普斯、哈特利和安德鲁斯都具备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对于情绪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即使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也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各大报刊媒体上从未刊登过当泰坦尼克号下沉时，他们表现出慌张和绝望。这与当代强调自控的男子气概这个概念是很一致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男人都在一种家庭中长大，在这种家庭中，明显的感情流露会被认为是女性的特质。他们习惯了看着他们的父辈压抑自己的喜怒哀乐。

菲利普斯、哈特利和安德鲁斯同样也有着舍己为人的精神，尤其是对于柔弱的妇女和儿童。在泰坦尼克号故事的标准版本里，沉没之后的那段时间，哈特利和安德鲁斯也没有企图救他们自己。直到泰坦尼克号再也不能供应能量来向更远的地方发送信号之后，菲利普斯才想到了自己（不管怎样，他的努力结果来得太迟了，他也没能存活下来）。勇敢的舍己为人的精神是泰坦尼克号雄主义和当代男子气概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埃德温• 霍尔兹沃斯在文章中写道：

天呐，想想看，坟墓的阴影正在笼罩着他们！对生命的挣扎，希望渺茫！在生命的渴望中，他们勇敢地放弃了自己，拯救弱者。只是为了保存心中的爱和家！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啊！

詹姆斯·罗德斯在《威斯敏斯特公报》中把自我牺牲精神与坚定不移联系在了一起：

没有疯狂的尖叫，没有疯狂的挣扎，他们大无畏地奉献着自己，他们高贵地站立着，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最后一点，菲利普斯、哈特利和安德鲁斯都是自学成才，非常努力地才得到了现在的职位。菲利普斯和哈特利都不到30岁，他们从没有特殊背景一直奋斗直到能在最大、最特别的船上就职。就安德鲁斯而言，他出生的环境相对好些。但是他一开始也是在哈兰德·沃尔夫船厂做学徒，之后完全凭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成为了常务董事。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救观念与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晚期盛行的男子主义文章是相一致的，而且还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观点。正如1860年《星期六评论》中写到：

对相似的男孩或者社会团体来说，对在困难中渴望帮助，迷茫中渴望引导，暴风雨中渴望避风港的持久依赖削弱了人的个性纤维。男孩们，就像国家一样，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尽管他们犯错、惹麻烦，但是他们能克服种种困难，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