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如所周知，“激进主义”便意味着摒弃渐进改革，反对妥协让步，强调与过去“决裂”，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社会制度持强烈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常见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彻底颠覆旧的国家体制而重建一个新社会。俄国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纪60年代涌起，那时思想界认为俄国文化已经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于是激进地提出“不要调和！”“不要改革！”，在社会领域里要坚持“斧头”原则，随后在俄国兴起了一股平民阶层扫荡一切的“旋风效应”，他们相信只要激进地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坚不可摧”的美妙生活。[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10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被称为“一元论先驱”的皮萨列夫（1840-1868）就说过：“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 ПисаревД.И.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1.М.,1955.с.135.]别林斯基则说：“否定就是我的上帝！”[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34

]。

激进主义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此后它“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100-120.]列宁直接把皮萨列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4页。]托洛茨基说：“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以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族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 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241-242页。]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苏联模式最后在国家主导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9.; Рудницккй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1997.

]比如撰写《俄罗斯文化史》的格奥尔基耶娃就认为：“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格奥尔基耶娃：《俄罗斯文化是——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414页。]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联。这批在18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几乎颠覆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切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好斗的社会革命热情、道德为目的服务、“人民”崇拜、提倡“灌输论”、实用主义的功利化倾向都与此前温文尔雅的、“书卷化”的、“伤感主义”和“纯思辨”的贵族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被称为“着了魔”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对上一个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矫枉过正”，跨越幅度之大几乎颠覆掉了他们前辈所有的积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差别之大，可以说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但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还对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义愤。他们不是把贵族知识分子称为“启蒙运动的朋友”、“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是叫他们“不祥的乌鸦”、“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76页。]、“上层利益的维护者”、[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23、639页。]“哲学懦夫”，“是在书籍中寻找出路的人”，并自称与贵族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是两个相互敌对的思想圈子，有时经常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划清界限的时候。[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40页。]在俄国“子”与“父”的相仇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表现得都要强烈，尤其是他们的群体认同突出、出身意识强烈超乎常规，就像在彼此之间设置了一道天然障碍。为什么俄国知识界会有这种时间断裂和阶层仇恨呢？我们还需要从头谈起。

“平民”并非平凡的人民：

要知道“什么是平民知识分子”，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俄国的“平民阶层”。

对这个词不能从汉语的角度来望文生义。俄国意义上的“平民（разночинец）”既不是指城市的第三等级，也不是家境贫寒者，而是指纳税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过渡阶层，是在人口统计时还没有加入其他等级的人，也就是从法律上讲是处在过渡状态的人。他们暂时不属于俄国传统等级社会四大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农民）中的任何一个等级，具体指那些在人口调查时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或神职的人，所以在人口统计上这类人的比重和数量有时很大，有时很小，并不固定。可以说他们是下等阶层的后备军。有些译文直接把统计资料上的“平民”干脆译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更不准确了。这可能是由于“平民”中原来出身于僧侣阶层的人较多，而僧侣一般是有文化的，才会出现这样的翻译。实际上，那些不符合已有的等级框框的人都可以暂时称为“平民”，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上一个等级滑落到下一个等级的人，因此他们也就是社会上最不稳定、心理最不平衡的阶层。

在传统俄国，等级权利只有贵族和农民是可以世袭的，僧侣等级和商人等级与上述二者不同，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只可以向下流动阶层。商人的后裔只有在能够买到同业公会证书的时候才可以继续被称为商人[ 俄国的商人有三个亚等级，拥有1万卢布以上的人可加入一等商会，拥有1千到1万卢布的人可以加入二等商会，500到1千卢布的商人则加入三等商会。]，否则就被列入平民等级，僧侣也是如此，不愿意走父辈老路或者无法谋到神职的僧侣子弟基本上是“平民阶层”的主力军。

与18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页。]和家庭背景。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服役贵族（“贵族解放”后就是退役贵族），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而在这些“平民”中，神职人员家庭出身又占了绝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被特卡乔夫称为“典型的我们现代青年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宗教学校教员，皮萨列夫也曾因宗教狂热而参加“独身主义宗教小组”。而谁都知道，这些僧侣后代“对19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БурдяковаЛ.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53-60.]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言论中处处感觉到“正统之宗教”的气息，“出身于神职人员大量补充进‘左翼’队伍”这个事实一定不能忽略。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14页。]关于俄国知识界的阶层划分特点，别林斯基就曾指出过，“在我们知识界的鼻祖当中，却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出生于商人和小市民，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商人和小市民虽曾有代表跻身与知识界的行列，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出现非贵族知识分子时，他们在知识界只占少数，这就是俄国知识界同法国知识界的差别，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俄国知识界社会成分的相对特殊性，怎样影响了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过程”。[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302-303页。]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僧侣家庭出身与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